走近五帝时代
在远古时期,一群人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部落首领,他们率领着民众开创了中华上古文明,后人追认封他们为皇和帝。
三皇五帝,就是中国历史的开端,三皇五帝的事情,人们通过口耳相传,以各种美丽的神话传说流传下来,被后人所记载。
他们究竟是神话传说?还是确有其人?
我们不能轻帅的把他们称为“虚构的神话”,必竟有个真实的历史背景。考古通过多年的中华文明起源探索,能否为我们拨开传说的迷雾。
王湾山文明极有可能是早期的夏文化,中国有句老话:“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
盘古开天,女娲造人,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我们从充满浪漫色彩的神话故事中追寻着本民族的历史之源。




伏羲演八卦,神农尝百草。我们从这些传说中,构建着我们的文化之根。这些神话传说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口口相传,又被后世记录,形成文献。那么几千年之后,我们有了考古学,我们能从地层中,找到这些神话传说的踪迹吗?

“三皇五帝”?
1、关于三皇的传说比较多,有伏羲、女娲、燧人、天皇、地皇、人皇等等。而五帝主要是以司马迁所著《史记.五帝本纪》的比较流行,它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

2、“三皇”:就是伏羲、神农和燧人。然后“五帝”:就是尧、舜、黄帝、颛顼和帝喾。尤其是颛顼和帝喾这两位,那个字比较难写。
中国历史上就是三皇五帝、夏商周。
那么,“三皇五帝”,就是我们中国历史的开端。根据文献记载和传说,三皇更早,五帝略晚。具体这个“五帝”就是有很多的说法,大概有六、七种,那么其中最权威的和最主流的一种就是:史记记载的:轩辕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这五位。
“三皇”因为他年代可能比较早,有一些不同说法,大概也有六、七种,其中比较权威的认可的一种,就是:伏羲、女娲和神农。

三皇五帝到底传说的人物还是历史上确有其人?
在古代的时候,在我们中国传说历史当中,大家基本上都是把他作为一个真实存在的,早晚的两个时期的人物去看待。包括辛亥革命之后,我们最开始还有黄帝纪年,那都是可以去考证的。大家相信这个。
但是到了近代以来,国际上可以说出现了对中国古史的一个怀疑,当然在中国也有著名的“疑古派”。
后来又出现了这个声势浩大的“疑古运动”。很多人做研究,就发现记载“三皇五帝”的这些书,文献都是比较晚、近的时候,比如有的是周代,所谓的晚期就是春秋战国。有的甚至是汉代,或者甚至以后的一些文献的记载。它并不是说留下了这个真的伏羲、女娲时候的什么文字,留到我们现在,确实没有。
“神话”,西方的英文是:意思就是虚构出来的。
关于神的故事,它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古人对这个宇宙起源,宇宙秩序的这样一种特殊的那个时候的一种认识。在中国文献记载当中,在民间传说当中,“三皇五帝”他们都是我们的杰出的先祖,是我们的祖先。你在没有充分论证的情况下,没有得到定论的情况下,不能轻率地把他们都归之为虚构的神话。因为他们可能毕竟有着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有人认为这个时期叫作“古史传说”,叫作“传说时代”。
“禹征三苗”就是大禹对三苗的征伐。距今4000年的阶段叫作“龙山时代”(杨庄遗址)。
第二阶段:距今3700年以后,就是所谓“二里头文化”的遗存。“二里头文化”是属于夏代晚期的遗址。
从杨庄遗址出土的陶器,龙山文代的陶器可以分为二大部分:一是早期部分,二是晚期。从仔细比对,它都不是以前我们理解的河南这个地方应该有的东西,它应该是属于两湖地区,湖南、湖北、江汉平原地区典型的“石家河文化”的东西。
杨庄遗址的龙山的后期,是河南中西部地区“王湾三期文化”的这个器物。简单来说,杨庄遗址,它龙山前期属于“石家河文化”,龙山后期属于“王湾三期文化”。这样 一个文化的变迁,在1992年基本上还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考古学上比较清楚的文化变迁的现象,在其他的地方有没有?河南省的东南部及西南部,就是南阳地区,甚至把湖北江汉平原地区,能找到的几乎所有的材料,都进行了梳理、研究,就可以发现在这样一个非常广大的区域,整个河南省的南部,一直到湖北和湖南北部,都同时存在一个文化的变迁现象。就是都是在龙山前期的时候是“石家河文化”。后期的都是很像是河南的“王湾三期文化”的这种东西。







这样一个大范围的剧烈的文化变迁现象,那么它的背景应该是有一个剧烈的事件,比如说战争,恰好有“禹征三苗”这件事情,所以可以把它联系在一起,它可能是“禹征三苗”事件的具体反映。
中华文明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文明,举世皆知的,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其他地区的人,都对中华伟大的文明的来源,来历都非常感兴趣,本来在中国古代是问题不大的。说“三皇五帝、夏商周”,那“三皇五帝”就是我们的祖宗,是很清楚。但是到了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知道任何地方都可能会形成以我为中心的一个观念,在十七、十八世纪开始,就有一些西方的学者提出,中华文明来自于埃及,来自于巴比伦,反正都在西方,他们觉得不应该在中国。还有学者在这个二十世纪初,也提出了“尧、舜、禹抹杀论”,就是尧、舜、禹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中国的学者一些新派的学者,也提出“东周以上无信史”这样的说法。这样的话,我们中华文明的前面很长的这么一段,就真的给抹杀了,就没有了。






那我们中华文明真正的源头在什么地方呢?
实际上大家就寄希望于这个新诞生的“1921年诞生的考古学”,希望在地下解读这个“无字天书”。去发掘我们的中华文明的源头,祖先的遗物。
仅仅依靠纯粹的考古学,能不能把我们中华文明的源头真的搞清楚?
举一例,就是两河流域西亚的“苏美尔文明”,苏美尔文明从大约5000年前到大约4000年前,差不多有1000年的辉煌历史,创造苏美尔文明的就是苏美尔人,他们发明了楔形字,也就是在泥板上压印出来的文字,所以可以保存到现在。

楔形文字当中,讲到说是苏美尔人,我们是来自于东方的黑头人,有人说黑头人是不是脸是黑的,人家说的是黑“头”人好吧,头发是黑的。
而且我们看《剑桥古代史》最近也有翻译,苏美尔的语言它属于跟现在我们说的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最接近,跟两河等当地的那个传说中这个神话当中,跟亚当有关系的闪含语系还有北方草原下来的,印欧衙系都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关系 。
当然说,如果是没有这样一个文字材料,我们可能会很简单地就认为,苏美尔文明一定是西亚地区,甚至欧洲地中海地区的所有人的一个源头。有了文献证明不是。
后来的赫梯也好 ,亚述也好,还有希腊等,它们也确实继承了苏美尔文明的一些文化要素因素。包括它的楔形文字后面也会用,但是毕竟那些人作为人,他们是不同的人,所以从这个例子上大家能看得出来。

实际上在这个中华大地上,去发掘出这些遗存,确实需要文献,有传说。“禹征三苗”在文献当中没有记载。有的《墨子.非攻下》有一段话,实际上里面有一些字词,并不是我们现在都能够把它完全地了解,但是大致的意思差不多就是说:“禹趁这个三苗发生天灾,内乱的时候,突然地攻伐三苗,然后三苗惨败,退出了这个历史舞台”。那么,三苗内乱的时候,这里面提到“日妖宵出”,那就是晚上出太阳,晚上出太阳虽然不可能,那应该是黄昏的时候,本来太阳快下去了,感觉到晚上了,突然又出来,这应该是黄昏时分的日全食这样一个景象。这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有美国学者就已经指出这一点。这里面还讲到了“墨子的一段话”,似乎是有地震、有冰雹、洪水,这样一些自然灾害,这是关于“禹伐三苗”的一个基本的一些记载。

墨子离大禹要算起来也得有个1000多年,你觉得墨子的这个记载可信吗?大家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因为墨子他是东周时期的人,离三苗的时候,东周时期距今2000年左右,离大禹时期假如说它是4000年左右,有1000多年的空间,也属于后人记载,但到底后人记载是流传有序,到了墨子这时候把它拿过来用,还是说墨子的时候当时人创造了这些故事?实际上三苗它就是我们换一个词就是叫“苗蛮”。在文献当中经常讲到“苗蛮”。
比如说在《战国策》当中,有这么一段话。三苗的分布区域,划在洞庭和鄱阳之间,桐杨之南,这样一个江汉区域。而且三苗在文献当中也还提到,他们有一些跟中原不一样的风俗。


在《淮南子》里面讲,就是三苗他这个头,他应该是用麻或者是布去把它缠一下,而中原人他要戴帽子,冠。而且他要插发笄或者叫簮。所以它是有区别的,这里面说的“中国”,指的就是中原地区。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出版,他把上古时期或者四、五千年前的中国划成了三个区域:一、华夏集团;二、东边的东夷集团;三、长江流域的苗蛮集团。


另外一位先生蒙文通,在更早的时候他的《古史甄微》这个书中把这个划成1、河洛民族;2、江汉民族;3、海岱民族。这些是文献当中关于三苗的记载。

“禹伐三苗”就是生活在中原黄河流域的华夏部落与生活在江汉平原的三苗部落发生了征战。大禹是华夏集团的领袖,他是带领着他的人去伐三苗,征伐三苗。
为什么大禹要带着他的人马去伐三苗?
凡是涉及到原因的问题,都比较难回答。
因为,“禹征三苗”的时期,它正好是在夏朝建立之前,最大的一次军事战争。当然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次统一的战争。这是个很大的理由,而且在文献记载当中,华夏集团和苗蛮集团是多次发生战争。
黄帝战蚩尤,未尝不可以理解成是一次。因为蚩尤有的记载,当中认为他是苗人之祖。
还有就是尧、舜也都征伐过三苗,所以这个舜征三苗之后,要交易其俗,把他们三苗的风俗要改变过来。
“禹伐三苗”,可以看作是华夏和苗蛮两大集团斗争的一个终点,最终华夏集团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三苗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可能有人说,这个统一是不是就是个结果,我伐完三苗以后,我就统一了,会不会还有其他原因?我们只能进一步地去推测。
在《尚书》当中说三苗或苗蛮,它制作了很残暴的五刑,说:“苗民弗用灵”,制作了五刑。

那么“弗用灵”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不用“灵”,“灵”就是灵气的“灵”。徐先生认为,这个灵就是华夏集团,华夏人所拥有的那种特殊的宗教,原始宗教风俗信仰,这一套礼仪制度。他(三苗)不用,他们跟你不一样,而且还做那么残暴的刑罚,那不得征伐吗?这是个很好的理由。
实际这里面还有一个地学上的或者考古学上的证据,就是“禹伐三苗”的这个时期,大约距今4000年,或者4100年这个时期,那个时期欧亚大陆的偏北方,有一个气候的著名的冷期。有人甚至把它叫作“小冰期”,这样就会使得北方地区的很多人可能难以生存,所以说这个时期,实际上中原华夏集团也遇到了问题,那么它就有一个矛盾,要寻找更好的生存地方。而三苗这个地方,它正好根据前面说过《墨子》的记载。它是发生了天灾,内乱,这样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夏人或大禹看得很准,抓住时机,一举而下,大概是这样一个原因。
当时“禹伐三苗”时代的人,使用的武器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一般说武器,冷兵器时代主要是刀、剑的,实际这在那个时候在黄河、长江流域都没有这些,那时的武器主要的:第一种是斧。斧子,战斧,石头的。当然也会做得很漂亮,作为权力的象征,那叫“鈛”。普通打仗用的就是斧子。
第二种弓箭。弓箭早在几万年前就发明了,这个时期无论是在长江流域,还是黄河流域,都有大量的弓箭的箭头发现,弓箭本身发现不了,有箭头,箭头大部分都是石头的,有各种各样的形态,三棱形的,六棱形,圆锥形,也发现过矛的矛头,矛在当时数量很少,不是当时的一种主要的武器。
再有就是棍棒,这些有机质的东西由于年代久,都腐蚀了,考古很难发现它。
还有就是刀,刀实际上不管是西方,在中国草原区域,长江流域,早期的时候都没有拿刀作为武器的这个现象,那个刀基本上是很短的,多为小刀,草原区域的人都挂在腰上,主要是作为生活工具来使用,割切东西的一种小工具。这种刀作为武器是很晚的事情。
到了“二里头文化”之后,就是夏代晚期之后,有一种武器就是弋。弋是二里头以后才出现的。
从考古学上怎么样去对“禹征三苗”进行探索呢?
首先要搞清夏时禹和三苗有什么样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夏现在比较明确的,晚期的夏文化就是“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的典型陶器有:大口尊,豆、花边口沿罐,所以它最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群的,它的一种特殊的文化风俗。要从这个陶器上面去看,二里头文化它的前身从哪里来的?它的陶器本身主要是继承了“王湾三期文化”的陶器。
“王湾三期文化”的陶器是怎样的?

第一件是瓮。因为它的领比较矮,又叫“矮领瓮”。黑皮的黑陶,做得很精致,这个器物是一个盛储器,装东西的。

第二个是炊器。叫斝,做得非常精美。

第三个像一个杯子。但是它是非常细长的,它属于酒器,也是礼器,在祭祀的时候,或者是在举行仪式的时候使用,叫“觚”。也是黑陶,一般叫“觚形器”。

我们一看这些东西它这个社会不简单,它不会是日常生活中老百姓随便都可以用的东西。
“王湾三期文化”,其实最多的陶器是这些:1、侈口罐,这种器物在“王湾三期文化”里面常见。在“二里头文化”里也有类似的器物的发展的形态。中间是折沿的,下面底部应该是有三个很矮的足,一般叫“鼎”。
还有黑陶杯子。属于酒器的一类。






表明“王湾三期文化”它的发展水平不低。所有这些陶器,跟二里头文化的陶器都有渊源关系。
“王湾三期文化”它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二里头文化”既然是晚期的夏文化,那么“王湾三期文化”就极有可能是早期的夏文化。
我们再来看看“石家河文化”?
在长江中游地区,江汉平原为中心,跟前面讲的“王湾三期文化”的面貌是不太一样或者说区别比较大。

首先是石家河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红陶杯子。这种杯子不大,10厘米左右,它的数量以万计,十万或者更多。这种现象在这个王湾三期文化里面是没有的,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
红陶杯子,从开始是比较薄,比较大,变得越来越厚,越来越小,到最后变得里面就好像拿一个指头,这么撑一下,意思一下就行。它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分早晚期。



另外“石家河文化”还有大量的红陶塑。这种陶塑有很多是各种鸟类、猪、羊或大象,各种动物。还有少量的人物的形象。在中国新石器时代雕塑还是很少的,但是石家河文化的雕塑就是一个特例,它数量非常多。应该都是祭祀的时候,作为祭品,应该是举行仪式的一个遗留。









还有一件陶器,可能是比石家河文化更早一些的,叫“屈家岭文化”。也属于三苗或者苗蛮族系的,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应该叫“屈家岭文化”的一个豆。又叫双腹豆。在黄河下游和长江流域,比较流行这种比较复杂的陶器。


在江汉平原地区,可能跟苗蛮有关系的就是“石家河文化”。因为“石家河文化”的年代,正好是距今4000多年。
假如说“王湾三期文化”是早期的夏文化或是禹的文化。而“石家河文化”应该是当时三苗或者苗蛮的文化。通过两个文化的考古遗存,特别是陶器进行对比:
第一变化,就是陶器方面发生巨大变化,就是说“石家河文化”的䧢变成了类似于“王湾三期文化”的䧢陶器。
首先看一个所有的陶器都是在石家河遗址出土的。
上面一列是距今4100年之前的。
下面一列是距今4100年之后的。而这些跟“王湾三期文化”的陶器是完全一致的。




而红陶杯这样的一些东西,就很少或者消失了。所以陶器上有个很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不仅仅发生在江汉平原,江汉平原的核心,以前三苗的核心区,它发生的变化是最小的,它的地方特色是最浓厚的,但是都发生了变化。
河南的南部,不管是驻马店,信阳,还是南阳地区,都变成了比较纯粹的“王湾三期文化”。就是我们看杨庄的东西,杨庄遗址的东西,那就已经没有什么湖北的因素了。没有太多的特色了,就是跟河南省中西部的东西一样,还有就是湖北的北部,现在的这个枣阳、襄阳这个北部地区“随枣走廊”这一带,然后再往湖北的西北部,十堰市的等等这一带都已经属于“王湾三期文化”。

而江汉平原的变化相对比较小,我们给重新起了个名字叫“肖家屋脊文化”。以前的石家河的地盘都变成什么?变成“王湾三期文化”。即便是“肖家屋脊文化”,它的面貌也跟王湾三期文化是很接近的。
这个从考古来说,从文化面貌上来说,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因为很短的时间,发生这么大的陶器上的变化。
中原和江汉平原之间发生的第一个巨大的变化。
第二点就是“石家河文化”,它有差不多20个古城,这些城基本上都是“肖家屋脊文化”的时候修成的。“肖家屋脊文化”它跟“石家河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它年代比“石家河文化”要早,面貌接近,它也应该属于三苗文化。


大家想一下,5000年前修的城,一直用了差不多1000年,用得挺好的,到了距今4100年这个城基本全部都被毁。或者被废弃不用。突然这样的一个变化城都被废了,那一定是发生了巨大的变故。

第三方面,就是丧葬风俗发生的变化。在“石家河文化”发现的主要的墓葬,我们叫土坑竖穴墓,它里面随葬了很多陶器,有的一个墓里面随葬100多件陶器,在墓的边缘码放得整整齐齐,这个文化属性叫作“重富轻贵”。就是它特别重视财产本身。但是对这个身份好像不是特别地强调。


而河南的这个“王湾三期文化”它的墓葬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墓葬可以大,也可以小,但是里面一般不放东西,它就很质朴,放东西也是会放少数的一些比如说象征身份的,随葬一点小件的东西。带个玉,很珍贵的东西,它不喜欢富,所以我们把它归纳的叫作“重贵轻富”,它这个文化风俗上有区别。
但是到了距今4100年之后,“石家河文化”的这些土坑竖穴墓都消失了,或者绝大部分消失了,变成瓮棺葬。瓮棺葬在河南地区以前也很流行,瓮棺葬里面随葬一些玉器什么的。所以丧葬风俗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四个方面:就是玉器,在“石家河文化”当中,以前是基本上没有玉器的。江汉平原,长江中游地区,没有什么玉料在它们的边缘地区,有时候会有一些玉鈛。那个大斧子玉鈛,那是受长江下游的影响,但是绝对没有这些小件的玉器。
石家河文化谭家岭出土玉神面,一般把它叫介字形的冠,像戴着一个介字形的帽子,这种介字形帽子,跟“河姆渡文化”,“良诸文化”等等,实际上是跟神有关系,就是跟他们描述的神像有关系。然后它的下面有这样的两个翅,有人形容跟鸟有关系,但是加上中间那个似乎有眼睛,总体可以看作是一个似乎是神像的这样一个图形。
另外,还有一件非常漂亮的透雕的,浅浮雕的一件装饰品,上面也应该是有一些鸟或者是龙,神像这样的一些图案。






这两件玉器的风格,在以前石家河文化分布区是绝对没有的。
然后再来看看另外两件玉器,它是发现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年代应该是比距今4100年要稍早。另外一件稍晚,虽然它们的年代很接近,但是从考古学上,从类型学的角度,从比对这个所有跟它相关的器物的角度,排序的话,认为它的年代更早。右边这件是出土以山东临朐的西朱封遗址,根据考古学家的划分,它属于龙山前期的最晚,而另外一件是龙山后期的偏早。
所以它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它仍然是山东出的这一件年代要早。
江汉平原本来就没有这类玉器,以前没有根,而这些东西在黄河流域,尤其在山东地方,人家一直有发展传承的脉络所在,所以从玉器上看,也应该能得出这个北往南的这样一个渗透和影响的趋势。
还有一方面:就是宗教祭祀。石家河文化它有拿这个红陶缸叠成长条形的水管形的东西去祭祀的现象,这个还是很普遍的,在石家河遗址群,甚至在比石家河文化早的江汉平原其他地方也发现过这样的现象。


还有就是大量的红陶杯,大家想象一下几乎几千、几万、几十万红陶杯,但是到了距今4100年以后,那种陶缸祭祀的现象,就完全消失了。祭祀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文化当中,也是最顽固的,最保守的,这么一个因素也没有了。
从这些重大的变故来看,就是在一个非常广大的区域,发生的这样五个方面的变化,它不应该是因为贸易,不应该是因为别的,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战争。
4000多年前的中华大地上,“王湾三期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巨大变化。
“王湾三期文化”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南下,造成了方圆千里的“石家河文化”的覆灭,城垣被毁,特殊的宗教祭祀物品基本不见。陶器、玉器等形制发生改变。根据专家的考古调查和研究,文化剧变在年代、地域、文化特征等方面,都对“禹征三苗”有很好的印证。在学术界有这样一句话叫:“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用考古学文化与传说中的古史相印证。
在考古学中,一般采取的办法“由已知推未知”。就是由已知的比较确定的,然后往前再一步一步地推。
比如说:首先,得证明晚商在哪里?有了殷墟的发现,还有很多发现,所以说晚商是没有问题的了。
哪再往前推早商在哪里?早商就从这个陶器上,很多风俗上跟晚商很接近的,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代表的叫“二里头文化”。先商文化就在比较早的现在河北,那个地方有很漂亮的陶鬲等等,一直延续下来,到早商到殷墟,一脉相承,很清楚。
更早期是没有鬲,后来出现鬲,大概是因为受了商的影响。陶器系统是两个系统,它有一个逻辑体系,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往前再推的可能性。往前推,它的前身“王湾三期文化”应该是早期夏文化,这样的话,就有一个逻辑体系,这是从已知推未知。这是一个基本方法。提出两个方法:一种叫作“文化谱系”和“族属谱系”。还有“基因谱系”互相比较结合的,叫谱系的方法。
什么叫“文化谱系”?
就是考古学文化,因为它彼此不一样,面貌不一样,它有一个谁是源头?谁是发展?谁跟谁是平行的关系?谁跟谁关系远、关系近?它有一个谱系。叫“考古学文化谱系”。另外,我们现在有DNA,有这个基因技术,也可以研究人的血缘关系。虽然说这个血缘关系,跟这族属,说你的祖先一定跟你是一个血缘吗?大部分的时候可能没问题的,这样如果我们以后,做得多了以后,把三张网都住,一起放的时候,如果它吻合得比较多,就会形成更多的共识,然后就可能会更接近真相。
第二个:就是找重大事件去突破它。考古学上,它会发生文化的剧变,很大的范围,文化突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大的城址也突然被废弃了?这种事件,一定是发生了很大的事件,而这种事件往往在这个文献当中也会关注这些。如“禹征三苗”就这样一个例子,夏也好,三苗也好,所涉及的这些古史的人物,事件都有一个对应,就确定了,把它的基点、基础。然后,可以再研究别的一些,不是十分明确的这样就更好办。
在“禹征三苗”事件的研究中,专家总结了两种方法,通过这两种方法和考古发现有所对应。
大禹治水,伐三苗之后,形成的九州,它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版图,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夏朝初年的疆域。这是第一次出现的最大的真正的国家的一个疆域。为什么这么说?
实际上在史前时期,在6000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我们中国境内的这些文化,因为它们互相地交流融合,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圈子。
学者张光直先生把它叫作“中国相互作用圈”。
严文明先生说它是“一朵盛开的重瓣花朵”。
韩建业教授把它叫作“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者“早期中国文化圈”。这个在6000年前就形成了。
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看大禹九州图:豫、冀和雍这3个州,可能还包括徐州的西部,这4个州,属于我们考古学上的“中原龙山文化”。也就是说“仰韶文化”之后,它发展成一个很大的这个龙山文化的群,叫“中原龙山文化”。它们彼此关系非常地密切。而这个“中原龙山文化”的核心,就是“王湾三期文化”夏后氏。
然后是徐州东部青州、兖(远)州这一带属于“东夷所在地”,它可能是在黄帝战蚩尤之后,可能一统之后,整个黄河下游地区也属于跟它关系密切的这么一个格局。
然后就是广大的杨州,以前有很强大的“良诸文化 ”。“良诸文化”的下限是距今4300年。我们现在讲的是距今4100年,已经没有了“良诸文化”。这个地方当然还有很多人活动,也还有很多文化,但是它是比较弱势,这个时期是一个低潮。
唯一的一个强大的敌人,就是现在看到图上荆。或者是江汉平原,长江中游的这个三苗或者苗蛮这一族。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禹征三苗”实际上是对于当时奠定夏王朝的版图,对于创建夏王朝,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以往就是一般讲,什么时候,我们进入一个成熟的国家,成熟的国家的标志叫什么呢?
叫作“王国时代”。这是苏秉琦、严文明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
什么叫“王国”?
王的意思就是,在中国最核心的意思。就是要王天下。就是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现有所说的这个九州的范围,很有可能真的就是他当时实际控制的政治疆域,政治范围。那也就是说,他当时在那么早的时候,4000年前的夏代初期的时候,已经开始王天下。
所以这是一个“禹伐三苗”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实际上,不光是奠定了夏王朝的版图。而且使得我们中华文明,由前面说的苏秉琦提出的,叫作“古国文明”。就是一个一个的古国。迈进了“王文明国”的这样一个成熟文明。
第二点,它对“禹征三苗”这个研究对于夏文化的研究,或者是夏的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们现在还有人在否定夏的存在。即便是这个相信夏存在的人,也有不同的观点。夏到底早到什么时候,在哪里?
那么,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时候,当时想了一些办法,比如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的延续的时间,有470多年,也有说430多年。是不是可以说,根据碳—14的这个测年,然后结合文献的东西,把它定一个点呢?
在“禹征三苗”事件,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它的话,这就是一个钉子钉在那个地方。这样我们就知道在距今4100年,“禹征三苗”的那个之后不久,或者是差不多的时候,进入了夏代。这个年代就定下来了。至于说这个年代,具体是距今4100年还是四千零多少年,这个可以以后慢慢再研究。只要这个点定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夏的研究,一些关键点确定下来,以便再做进一步的研究。
除了“禹伐三苗”外,还有“稷放丹朱”。就是说周人的先祖后稷,他流放这个尧的儿子丹朱。这样一个事件。我认为在考古学上,也是比较清楚的。
还有更早的,比如说“涿鹿之战”、“黄帝战蚩尤”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
还有比较具体的,比如关于尧,他在哪里,更多人认同的是“陶寺遗址”。曾作为尧的首都等等。
“求术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根本。”
我们从蒙味昆沌中走来,襄挟着先人的珍贵记忆,薪火相传,那些考古遗存中闪现的智慧微光上是中华文明初生的样子。
以考古来证史,以赓续不绝的史实,来证明中华文明的坚韧、卓越、考古让文明有了见证之力。文明让文化有了自信之心。
未完待续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更多中国传统文化敬请关注:
编审:惠州市惠阳区南宝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理事长:吴惠娇
编辑:惠州市惠阳区南宝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馆长:张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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