夔 纹 之 美

原创 蔡磊 东平窑陶瓷艺术研究院 2019-01-12

1蔡磊，惠州市东平窑陶瓷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惠州市陶瓷艺术家协会副秘书长
夔 纹 之 美

文 |  蔡磊

梅花之墩，夔纹之美！

赶赴跨越三千年时光的约定，是有心人才能得以分享的奇遇。作为惠州陶瓷历史文化其中的一座地下“博物馆”及惠州陶瓷古窑遗址“打卡点”，我有幸与陶瓷艺术家余小伦，篆刻艺术家薜道相伴，在秋风起兮白云飞的时节里，心怀忐忑来赴此约。

惠州市区西去博罗长宁，仅有60公里路程便到了园洲梅花墩。远观阡陌田畴，近看鱼塘几口，大小不过三五亩的样子。道是中苍穹之下的罗浮山以卓然雄峙，守侯着这片包孕惠州古越文化的一方圣地，除去神秘感之外，又给我们平添了几分敬畏之情。

远古惠州乃禹贡扬州之域，星土分野与广州同，春秋为百越地。庚岭之南的罗浮山麓南端与东江北岸之间，自古就有一片被人们称作园洲的宝地。园洲梅花墩窑更是以器型与图案，制作出一部煌煌“陶史”，书就了惠州古越时期的文明篇章。

“土是有生之母，陶为人所化装。陶人与土配成双，天地阴阳酝酿。”这是郭沫若先生在《西江月﹒陶颂》中对陶制的颂咏，可见“陶中乾坤大”乃是不容小觑的妙喻。

在至今能够阅览的古越史籍中，我们仅仅知道岭南先民善制舟艇，巧驶舟楫。而对于其制陶之述，几乎未见只字。《史记﹒五帝本纪》虽有：“舜陶河滨”。《礼记﹒曲礼》又言：“天子之六工。典制六材。陶旊之工。曰土工。”等记载。可它与“水行而山处”的越人，似乎不曾交集。但查览周朝著作《考工记》，即给予困惑中的难题指点出迷津。其“总叙”有曰：“百工之事……凝土以为器。”东汉郑玄注《考工记》“总叙”中就明确了“粤”字与“越”字的释读，其云：“粤地涂泥。多草秽。而山出金锡。铸冶之业。田器尤多。”其中“涂泥”与“田器”，令我们对岭南百越时期陶器制作获得了史料的佐证，这一史料有助于解惑我们对梅花墩窑及其陶器夔纹产生的历史背景。

古越之器，合土为陶。环腹之饰，文镂相错。

《简明广东史》“第三章不发达的奴隶制与岭南古越族”中载有：“夔纹陶类型”是岭南考古“浮滨类型”、“夔纹陶类型”和“米字纹陶类型”三种不同文化遗存中的类型之一。“夔纹陶类型”文化遗存，是一种以夔纹、云雷纹、方格纹、组合纹为代表的印纹硬陶、釉陶和磨光石器以及相当数量的青铜器共存为特征的青铜文化……夔纹陶类型遗存主要分布于除海南岛和高雷地区（目前在海康、遂溪也有少量发现）之外的全省大部分县、市（也包括港澳地区）。其年代相当于西周末期至战国早期。

《惠州文物志》中“春秋梅花墩遗址”载有：“（2）生活用品……纹饰最常见为方格纹、夔纹、菱格纹、篦点纹和重圈纹等。”至今惠州区域内已知夔纹遗址尚有：惠城三栋瓦窑岭遗址；仲恺沥林镇君子营村河背岭遗址；博罗铁场宿岗岭遗址、博罗龙溪银岗遗址；惠东平海舂碓石遗址、安墩大埔顶山遗址等处；龙门江厦河田村庙山遗址。可见惠州多地在远古时期，已是百越先民聚居之所。

如果将中国陶瓷历史比喻成一棵茂盛的大树，岭南陶瓷史便是它的主要支干之一。而惠州陶瓷史则是这条主要支干其中的一枝粗大分叉，在这支分叉的上沿部分那片漂亮的“树叶”，便是园洲梅花墩窑遗址。它可不是一片普通的叶子，它是一枚“烙”有夔纹的叶子。

夔龙纹是一种由兽头蛇身简化而成，一足一角近似龙纹的兽纹，亦称龙纹。关于“夔”的解释，《说文﹒攵部》云：“夔。神也。如龙一足。”《龙经》曰：“夔龙为群龙之主。饮食有节。不游浊土。不饮温泉。所谓饮于清。游于清者典。”

附于陶器之上的夔纹图案，从形式上看，它所展现的仅仅是令人敬仰的工艺之美。这种来自苍茫深处的美，不费周张便拉近我们与古人的心灵感应或说是审美距离。但夔纹实质上的威严象征意义要远远地高于其“美”的范筹，有如中国北方青铜器上所施的饕餮纹，故它是古越文明肌体上的重要“胎记”。而潜藏于夔纹背后的历史影像，才是它“形象代言”的本质所在。

李厚泽先生在《美学四讲》中写道：“在我看来，原始陶器的抽象几何纹饰，正是当时人们精神上对农业生产所依赖的自然稳定秩序的反映，它实际表达的是一种稳定性、程序性、规范性的要求、实现和成果。”

万籁俱寂的千古长夜过后，即便是一件吉光片羽的残损陶片，也是引导我们探究古越文明的路标。夔纹陶片浓缩的奥秘使其扛起“惠州古越文化”讲解员的使命。由此，在对它“局部”的诠释的解读中，我们获得推断这一远古文明形态的脉络。它向我们间接佐证了在那个时期，地势平缓、丘岗起伏的古园洲及其周边河滩地区，是东江流域较早进入农耕文明的局部区域。这支习水部族已从渔猎弋射、泛舟采伐的渔猎文明，迈入更高等级“男子耕农。种禾稻紵麻。女子蚕桑织绩。民有五畜”的农耕文明成熟时代。同时，它标志着惠州古越时期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生活方式等社会形态的根本改变。由此成为我们认识惠州历史，由母系社会过渡到成熟父系社会的重要标志。

陶的有限生命大约分陶的整器与陶的残片二个阶段来计算，无论是哪种形式，它的生命周期皆远远大于个人，乃至数个朝代或是更为久远。这位与光同尘的闺蜜，与岁月赛跑的冠军，既使是三千年的岁月，也磨损不掉工匠们镌辍的品质与窑火淬炼出的烙印。

当文明的曙光乍现于斯，时光的无意与岁月的有情叠加于此。从窑炉中淬炼过的生命痕迹并非能够轻易消逝。终古不废的梅花墩窑，因其独特的陶瓷历史文形态，被赐予了岭南古越名窑与东江古越陶器的文化概念。因此，它也具有了代表东江百越时期先民智慧及工艺制作水平高度，这一无可争辩的象征意义。夔纹由昔日部族“颜值担当”的象征，变为三千年后惠州古越时期历史文化的图腾。

古越文化基因无疑是惠州本土文化之源头，并且使惠州足称“岭南雄郡，梁化旧邦”，这一岭南古越文化高地之一的美誉。

俗语道：沉淀下来的都是精华。何况三千年的沉淀，它不仅是精华，更加是珍宝。春秋时期楚人伍举云：“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马克思说：“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结晶。”著名美学家李泽厚《美学四讲》之“艺术”中说道：“从艺术史来看，新石器时代抽象的几何纹是有着原始巫术礼仪的严重的含义的，是一种子‘有意味的形式’。但是随着时代的迁移，历史条件的变化，这种原来‘有意味的形式’就会因其不断重复和大量仿制而日益沦为失去‘意味’，日益成为规范化了的一般形式美。”

跟随在惠州陶瓷艺术家余小伦和惠州篆刻艺术家薜道，这俩位美的追随者身后，我会有怎样的收获？

在绿色履盖的旷野之中，我们脚下俯拾皆是“惠州宝贝”。在大地的“烤箱”里烘烤了三千年的陶器残片，外形酥松得像块“饼干”。当触手可及的陶片放在手心，细细端详后的微微抚摸，显然已使彼此都有了相见恨晚的无法自持。这时的夔纹陶片更像是一枚胚胎，当三千年的恒古浓缩于手心，我仿佛感到了它的轻微蠕动。夔纹将我的手心当成宫床般的孵化器，温度来自我所聚焦的虔诚目光。我甚至幻觉假以时日，这只由龙窑诞生的夔纹之龙，再次重生，它不是一只乖巧活泼的庞物，而变为一飞冲天呼啸云际的游龙，福佐苍生美意延年！

见龙即吉！结缘夔纹，等于采撷三千年前的种子，若能再次孕育出生命的胚胎，播撤出又一个丰收的美景。在余小伦老师的情怀中，任何器型、任何图案均难以表达现代陶瓷人对三千年前陶匠们的崇敬之情。唯有历久弥新让素陶换上瓷的釉衣，方能表达敬重情感之万一。在薜道老师的意念里，古人不会为艺术而艺术，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将精力专注于有限的生命于土地的本质，如同光阴般自然流淌。

瓦缶之器，自进于牖的实用功能。已被一位对器物造型执着，一位对图案线条着迷的惠州古越文化追慕者所感悟。

古越遗泽，福生于滋。时至今日，依旧有灵魂、会呼吸的夔龙纹，或以何种姿态展现它的雄姿？历史虽然退席，自然即以含蕴委婉的方式暗示我们，眼前满塘的鲜鱼便是冥冥中的寓意：“鱼化龙”与“鲤鱼跳龙门”。看来夔龙依然眷恋这片土地，将抽象缱绻于与具象之中，直至生生不息。

博大精深的古越梅花墩窑，在惠州陶瓷文化中还具有一份特殊地位。它以陶瓷文化底蕴无可比拟的实力与品质，被赋予惠州陶瓷“龙穴”的象征意义，并成为惠州陶瓷文化之“龙脉”所系。

大江之滨，有我陶兮。清末诗人丘逄甲作《游罗浮》诗“其八”中有：“笑看桃花开，一醉三千年。”似乎无意间隐喻了梅花墩窑的前世今生。江河万古、天地一新，丰湖诗人牟建新老师的佳作《赞博罗春秋窑遗址》：“残片米夔纹，犹燃智慧魂。叠层能断代，遗有缚娄痕。”即是更为明晰的诠释。

旷古之期，陶土即是乐土。我们眼前云淡风清的这片的土地，在三千年前乃是一座古越陶场，在12米长的龙窑旁，陶匠陶工炼泥、拉坯、守窑、装陶的生计所在。走进堪称惠州陶瓷文化“龙兴之地”的梅花墩窑遗址，似乎尚可听闻窑工们劳作之余哼唱《越人歌》的余音萦绕：“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自然之美、历史之美、人文之美、工艺之美，构成了历久弥新的大美惠州！

夔纹之美，不仅是惠州古陶的前缘；夔纹之美，依将成就惠州今陶的前缘再续！

编辑：张宏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