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阳县志》“河流”之“淡水河”道：“由于河段流经惠阳淡水而得名，发源于深圳龙岗梧桐山，于马安紫溪注入西枝江。全长77公里，流经新墟、秋长、淡水、永湖、马安5个镇。”从经济地理学概念而言，相较与惠州的沿江，淡水的“沿海”在外贸航运上更具优势。作为惠港之间的水陆通道，我们也可从史料记载中窥见其端倪。

澳头，因其靠近淡水，成为粤东距离香港最近的“港口”。由于水陆便捷，香港到货远比从广州绕道可达惠州的用时要短，海路一天到岸，陆路联运三天可达。时间更快，成本更低、效益更高，风险更小。从此，淡水在东江外贸货物流通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叶地编《广东地名探源》云“淡水镇”：位于惠阳县南部。考惠阳淡水一名，始于宋，元丰《九域志》载之淡水盐场，非今淡水镇也，而在今惠东县之平海。明清又置淡水场，才在今地。民国时又作澹水圩。据调查，原为上圩、锅笃圩，二圩并为一，称淡水，因淡水河经过得名。

清咸丰初年，淡水詹、戴、李三姓民众为防械斗，修筑淡水古城墙。据杨振林作《淡水古城墙》介绍：“古城墙全长约3150米、高3米、厚0.6米。建有东门、烧炮台门（今南门）、猪行门（今镇一小新校门）、河坝下城门（今北门）、坝尾城门（今西门）、木莲桥城门（今镇二小左侧），另设三个便门。城门高度均为2.5米、宽度均为1.5米，四框均用花岗岩石建造。烧炮台门为淡水古城交通要道之一，可通大亚湾畔的澳头、霞涌两镇出海往香港；河坝下城门到淡水河挑水（当时淡水河清澈无污染）、洗衣服。亦是县内河运之咽喉，到建国前，商务颇为繁忙。”

2018年第1期《惠州故事》中的《惠州城址变迁》一文，“淡水古城”部分介绍：“清乾隆初期，淡水形成了较大的集镇，并改名为‘淡水墟’，设立‘司署’和盐大使，墟市设在上下淮（今淡水桥头市场一带）。”

淡水商业可追叙的史料，又见《惠城文史资料》第十三辑，由惠州市博物馆原馆长王宏宇所作《清代乾隆年间的惠州商会行业》。文中讲道：“桥东包公巷内的包公庙保存有两通石碑，一通为乾隆十九年（1754）的‘重修孝肃包公庙碑记”。该碑“店铺录述”中，便例有“淡水木厂”。按此推理，木厂这类民生作坊都有“配套”，当时淡水圩常住人口规模应在万人上下。而“淡水木厂”，身世又存在二种可能：其一是商家因便利，自行命名，与淡水圩没有关联；其二是它是来自淡水圩商家，又在归善县城开设木厂分号。就《惠州城址变迁》中“淡水墟”的行政功能和管辖配置而言，我们倾向于“其二”这一答案。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云：“香港设埠。广东百货皆聚于斯。洋商遂亦乐居其地。西人之在中国者。近年统计不及七千人。而香港则居十之六焉。”香港与内地的来往更加密切频繁，其中商业的因素最为主要。《淡水今昔》中：“再说澳头。最早的港口是在渡头河上游，妈庙区西门村西北，向称盐步头港（又称盐埠头）。早在明朝时已有船航行沿海各地。鸦片战争后，香港成市，由澳头出港的人逐年增多。廿年代有小火轮名‘德星’号由澳头直通香港，每天早晚往返一次。”

淡水旧时虽是“依河而生，渔盐而兴”的圩镇。但随着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惨败，西方列强的黑手开始伸向各个沿海口岸，而淡水的核心优势在于，它具有与海洋运输业接驳成为“口岸”的先天条件，澳头的作用仅仅是“到岸”。纠其原因，澳头尚不具备的口岸功能淡水皆有。如：仓储完善和交通便利等配套服务设施，它可极大地节约时间，提高效率，为商家节省大量成本。

由于特殊时代造成的特殊原因，我们不得不又将话题转到鸦片上来。实际上，淡水的“开埠”紧随香港城市基建与贸易开始。当时正处于前后共计三十年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鸦片本身，就是当时香港输出的主要“贸易商品”。中国东南沿海鸦片战争后兴起的城市，如汕头、厦门、宁波、上海等地，其中包括淡水，无不首当其充，概莫能免。

自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中，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化。鸦片改头换面成了“洋药”，从而毒害中国人民，将中华民族推入危亡边缘。法包利威著《中国鸦片史》中“鸦片及资本主义的发展”讲到：“首先应该承认，鸦片贸易的确为财富的集中提供了便利条件。从19世纪30年代起买办们暴敛大量财富，然后再拿这笔钱向英商购买鸦片。我们在前文也提起过一些短时间内暴富的鸦片商人，提起过粤商行会早期对北方市场的控制，鸦片贸易也因此集中控制在少数人手里。”罪恶的“鸦片贸易”，是乎成为当时敛财暴富的唯一模式。

英国人的可耻与中国人的可悲，都是那个时代的面孔特写。

无需承担走私的风险，即同样能够获得高额的利润回报，试想，鸦片经销“窑口”在何处不兴旺？早期淡水商户所经历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否能够绕开鸦片经销这一“罪恶”，已不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当时的洋货买卖之中，以鸦片为主，却不是唯一。清番禺陈灃作《炮子谣》唱道：“通商皆由好洋货，钟表绒羽争辉煌。”当然，这类花俏的商品，也只能在较大的“口岸”销售。

《近代粤商与社会经济》中“南北行和金山庄”有载：“南北行是香港商业发轫期最重要的行业之一，中国内地土特产和南洋货品，都经由其进行转口贸易。该行的商家长期控制香港的米行、药材行、瓷器行、纸业、茶叶行、凉果行、柴碳业、汇兑及侨批等业。”《惠州城址变迁》中“淡水古城”介绍：“咸丰初年，形成猪行街、大鱼街、米街、灯笼街等商品交换专业街道，城四周筑有城墙，长3150米，设东门、烧炮台门、猪行门、河坝下门、木莲桥门。”

鸦片及洋货泛滥内地，只因淡水与香港交通便利。洋货运输成本低、利润高、周转周期快等因素，使淡澳买办商人获利颇丰。而一旦货物进入淡水，不用兜兜转转，则可由此进入粤东北内陆各县，东江流域的惠州、平山（今惠东）、博罗、河源、老隆、兴宁乃至梅州而暢通无阻。

      据《广东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之“明清时期的对外经济贸易（之二）”部分介绍：“战后，广东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洋货的输入除原有的棉、毛织制品外，又增加了火油、钢材、水泥、纸张、机器、染料等，甚至有洋针、洋钉、洋米、洋面粉、洋碱等杂物。这些洋货的进口数量在甲午战争（1895年）后更有猛增的趋势，出现了进口货值超过出口货值。洋货大量输入，冲击着广东市场，严重破坏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手工业、农业。更为严重的是，鸦片走私日益严重……出口商品仍以农副产品为主，生丝、瓷器、茶叶为大宗，但所占比重日趋锐减。”

王孝通著《中国商业史》之“清之商业”中列有“厘金病商”谓：“厘金之害。仅及本国商人，而外商则不受之。即使受害，亦比较甚轻，因外商在中国关税制上，所受种种之优待，本国商人不能同样享受……观此，子口税系优待外商，而厘金则专害华商，数十年来商旅重困，百业凋零，厘金实为最大原因。”

《惠城文史》第三十一辑，所载陈春群著《白沙堆拾遗》一文，“二、白沙厘厂”道：“同治元年（1862）在广州成立省厘务总局，惠州府及所属州县，陆续设厘金局、厂、卡，全面开征厘金。”被称为“恶税之首”的厘金，“逢关收费，遇卡抽厘”已成清同治年来地方获取财税的业态。

据称，厘金制仿自林则徐被遣新疆伊犁屯田时，所倡行劝捐的“一文愿”法。为筹措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军饷，它在早期实行过程中，依然能够保持“关有征而市无征”的制度。但厘金之害又因朝廷竟开放“烟禁”，此举无易于饮鸠止渴。厘金制是特许开通收取鸦片、土特产、百货、花税等税种的通称。

清朝晚期，政府开征厘金加重税收。厘金的征收又分货运的“行厘”与经销的“坐厘”二种。因纳税范围存在的偏差和矛盾，势必造成征收过程的利益冲突。这一时期，朝廷治理弱化，地方势力抬头，各种利益团体的“自治”状况成为潮流。工商业行会便是如此。各地工商业行会具有较强的帮会色彩，故又简称“行帮”。本行各有“堂”号，各行商人推举“值理”，处理和协调本行内部事务，通融权贵，制定规则，强化等级，维护行业垄断。各行会在包征或代替政府收税的同时，也要考虑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得失。由此越来越多地卷入影响地方财政的税收事务当中。

清末《申报》议论：“厘卡之多。犹不止倍于税关之数，其司事巡丁之可畏，亦不止倍于税关之吏役。”清末官声竟有言道：“署一年州县缺，不及当一年厘局差。”

清朝末期田赋、洋关税、盐税、厘金和鸦片税，在淡水一样不少。但早期的淡水，买办洋货暢行无阻，因为有了远避厘金征缴的“保护伞”，成为其较本地商品更多赚取丰厚利润的因素与资本积累的发端。

    在金融业务上，西方资本也在不遗余力地打压华商利益。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卷四“银行”曰：“若今之洋商所用之银票。并不由中外官吏验看虚实。不论多少。惟所欲为。闻英商汇丰银票在粤通行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余万之谱。虽有华商股份。不与华商往来。”道光二十三年（1843）或稍后，英国在香港设立西印银行，道光二十五（1845）年改名为东方银行。英国政府且授权该行在中国发行钞票（在香港称为东藩汇理银行）。从司法到金融，从贸易到宗教，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将香港打造成他们殖民远东，奴役中国的支点和基地，一点点蚕食，一步步渗透，将华夏河山支解和吸食得千疮百孔奄奄一息，由半殖民地已乎沦为殖民地的边沿。

更有甚者，港英当局还直接干涉中国金融主权。1887年2月，粤督张之洞奏请清廷创办广东钱局，从技术到设备全部依赖英国。1890年初，铸一元、半元、贰毫、一毫、五分五种“光绪通宝”机制银币。1908年，英国政府借口广东铸造小银币数量太多，影响香港商务，竟提出“限广东每铸大元四万两，搭铸小元八千两”的无理要求。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中国，只能任由列强宰割。

约于此时的50年后，陈炯明运用掌握的权利，对求学所获商业知识及在淡水等地观察到的厘金弊端决定铲除。1911年12月13日，《申报》刋载《陈副督宣布治粤政纲》有云：“第三条。裁去厘金。须定期限。疑将长堤或盐饷为借英款五百万改行抵押。”

      广东即是中国近代史因鸦片引发战争之地，也是资本主义民族工业发详地。香港被割让英国的同时，广州也被确认为通商口岸，国外货物与国产货物在此汇集，又是国外资本和民族资本交集之地。

清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著《李文忠公奏稿》谓：“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其中对中国落后于西方，以及对未来的担忧表露无遗。

危机意识不仅在朝廷中枢有所增强，社会各阶层更是深受其害者。清刘桢麟《论各省善堂宜设工艺厂以养贫民》有曰：“中国自通商以来。洋货日销。土货日绌。洋纱洋布。岁销五千三百万。其余钟表、机器、呢绒、毡毯、火油、食物、以至纽扣针线之细。皆规我情形。探我玩好。务夺我小工小贩。一手一足之业者。而乃销流日广。始于商埠。蔓于内地。流于边鄙……吾粤如是。余省可知矣。”因此，以容闳、郑观应为首的早期维新人物，提出“富强救国”的维新思想。

工商皆本、经世致用。李鸿章在“中国积弱，由于患贫”的意识下，开启晚清商业、实业“官督商办”的洋务运动。最终变质为“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使“官督商办”落得个有名无实的“幌子”。

惠州是著名侨乡，有“海内一个惠州，海外一个惠州”之称。据统计，现约有300万惠州籍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千千万万离乡背井的客家赤子中，叶亚来是最富传奇的代表人物。清道光十七年（1837），叶亚来诞生于淡水沙坑乡周田村。咸丰四年（1854），17岁的叶亚来随乡亲由澳头乘小船往香港，再乘大桅杆船至马六甲，经族叔叶国驷带到榴连冬加的锡矿做工。这位传奇人物36岁被称为“吉隆坡王”。吉隆坡的原意为“泥泞的河口”，经叶亚来率领当地“惠州十邑”华人二十年艰辛打拚，并经营锡矿获得财富。1879年，一跃成为吉隆坡首富。从此，吉隆坡便有“客人开埠”之誉。1883年，清政府授予叶亚来“例授中宪大夫叶茂兰敕赠三代”的荣誉头衔。1884年，47岁的叶亚来汇巨款回淡水，让堂兄弟在周田村购置土地，负责兴建故宅碧滟楼。并计划修建好故宅后回国返乡探亲。时隔一年后，这位华人领袖终因患病去逝，年仅48岁。叶亚来对吉隆坡的贡献，被一代又一代当地华人所铭记，在吉隆坡闹市中的仙四爷庙里，至今供奉叶亚来像。如今淡水尚存的一些城堡式围楼，就是清末南洋归来的华侨所建，其中碧滟楼、会龙楼最具代表性。碧滟楼前的一尊旗杆夹上，仍见刻有铭款：“例授中宪大夫叶茂兰敕赠三代。光绪玖年仲秋月吉日立”字样。

清末上谕：“商民出洋回华。积有余资。自应加意体恤。令其乐归故土。岂容任意苛罚。致令失望。”按照常理，经营有方，归乡心切的叶亚来及其同乡。对在家乡兴办实业，应该有所作为。在对家乡兴建故宅的规模中，“侨资”实力彰显已属贡献较大。林修《淡水今昔》一文介绍：“淡水是著名侨乡。淡澳区总人口十一万九千人，有华侨、港澳台同胞近二十万。但因未查找到确凿史料，在此暂不表述。

太平天国洪仁玗在《资政新编》中，提出“兴器皿技艺”、“兴车马之利”、“兴舟楫之利”、“因时制宜。审时而行”的改良观念。在西方坚船利炮带来的“文明”面前，“洋务运动”成为自我救赎的稻草。

光绪十八年（1893），郑观应刋印《盛世危言》，提出“商战”策略：“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令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官场体统。”

据《广东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第一章建国前广东对外经济贸易”内容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用大炮轰开广东大门之后，也开始对广东进行掠夺性经济侵略，在不断加大对华商品输出的同时，加强对中国生产原材料的搜刮。为抵御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广东的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也相继创办一批近代企业。1872年华侨陈启沅在南海创办中国第一家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企业——继昌隆机器缫丝厂；1879年，肇庆旅日华侨卫省轩在佛山创办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火柴厂之一——佛山巧明火柴厂。”

放开禁锢民族工业的枷锁，在这一方面，淡水新墟约场瓷窑这类企业即属“先行先试”，较有成效的民营作坊。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汕头港开埠通商。素有“陶冶之所”称谓的潮州陶瓷生产与出口数量迅速增加，成为对外输出的重要商品。主要外销目的地：一是香港澳门，二是南洋诸国。在商机乍现的世道中，约场瓷窑应市而生。《惠阳县志》“建国前经济”云：“惠阳县历史上较有名的传统工业有纺织、陶瓷、冶铸、藤竹制品、采盐、造船业等。”“隋唐时期，惠阳县已有陶瓷制品生产，到了宋代，陶瓷生产已初具规模。清朝光绪二年（1876），在新圩约场开办了一家官营窑。”遗憾的是，我们始终未能查询到约场窑具有官办性质，并于1876年成立的原始凭据。

今年5月，惠阳博物馆陶振超、惠东政协特邀文史研究员钟土清、南宝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馆长张旋等，曾率队前往新墟约场，对这座清末古窑址进行实地考察。我们总算是见识到了，在想象中被推断为纯粹以外销为主的，这座生产青花瓷的近代窑口。

洋务运动的表现特征是兴办实业。开设窑场，在资金投入、技术含量、人员数量、产量规模等方面，在当时当地均符合“具有规模”这一实业特征。约场窑制瓷虽非机械工业，但它是在洋务派官僚们提出“寓强于富”这一理念大背景下产生的地方实业，可视为洋务运动“催生”于淡水硕果仅存的遗迹。约场窑随后在宕荡起伏的市场大潮中生存百年，不得不令我们赞叹这家“百年老店”的顽强求生能力。民国年间，陈士光所著《惠阳县调查报告》“建设”部分有：“土碗厂十二窑，工人约百二十余人，出品总值约三万。”其中应包含约场窑当年的数据。

淡水成为惠州府近代手工业发展较快，“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圩镇这一事实并非浪得虚名。虽史料不足，但我们断想淡水开设糖厂、织布厂等“实业”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被誉为晚清中兴四大臣之一的张之洞，是洋务运动后期代表人物。1886年，他在任两广总督时倡导新学，并创办广雅书局和广雅学堂。光绪十五年（1889）十一月二十六日，张之洞呈报清廷《筹设炼铁厂折》曰：“内地铁货出洋。以锅为大宗。其往新嘉坡。新旧金山等处。由佛山贩去者。约五十余万口。由汕头贩去者。约三十万口（惠州淡水贩去者。约二十万口）。由廉州运往越南者。约四万口。”此折无论是“汕头贩去者”，包括“惠州淡水”“约二十万口”，或者“惠州”单列，它都是明确的事实。当然，这“二十万口”铁锅仅为“出洋”商品，并未包括还存在的内销部分。铁锅生产需要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同时需视其规模大小，投入资金、技术、人数等大量生产资料。其中铁矿的就近采掘也是一项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重要环节。《惠阳县志》“矿产资源”中，“铁矿”条目讲道：“沿县东半部分布。除天光铁矿为小型外，其余皆为矿点或矿化点，其中天光铁矿、秋长铁矿曾经有小规模露天开采。”必须说明的是，《惠阳县志》的陈述，大约是“洋务运动”百年之后。早在宋代的《元丰九域志》中就有惠州采矿的记载，惠州采矿业历史悠久且矿物储藏量丰富，以淡水铁锅年产二十万口规模的铁矿石用量，当地是可以满足供应的。

《朝东华录》载：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谕：“中国制造机器等局不下八九处。历年耗费不赀。一旦用兵。仍须向外洋采购军火。”

这等于诏告了洋务运动的寿终正寢。梳理当年的做法，如招商局开办企业时拨给官款，并规定在一定年份内按股金不等数款收回。又如官督商办企业，虽然吸收私人股金，但完全由官方主持，认股的商人对企业的管理没有任何发言权，一切权力都由官方指派的总办、帮办等人掌握。这类官僚经营措施非但缰化，而且无效，它只能说明在形式上做了这件事情。

末完待续！

      编辑：惠阳区南宝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张旋

  2022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