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撰稿人:惠阳区文物收藏家协会高级顾问:廖杰雄(赠送残物主人)
世间万物,皆有缘分。金玉有价,旧物无心却有情。很多看似被世人遗弃的残缺之物,从不是无用尘埃,只是未遇懂它、惜它、成全它的有缘人。一件老物件的流转,往往藏着不为人知的际遇,藏着一段温柔又奇妙的因果轮回。
曾有一件古朴旧物,静静栖身于农家小院的角落,蒙尘日久,无人过问。
它算不上完美,边角带着岁月磕碰的残缺,褪去了昔日鲜亮的色泽,历经风雨日晒,满身都是沧桑痕迹。在原宝主眼中,它早已是一件过时的残器,毫无珍贵之处,搁置角落徒占空间,索性直言舍弃,任凭风吹雨淋,无人怜惜,更无人多看一眼。
那日我偶然到访小院,遍观周遭杂物,唯独瞥见了角落这件蒙尘旧物。旁人皆弃之如敝履,我却一眼看出了它的不凡。斑驳纹路里藏着旧时匠心,古朴形制间藏着岁月底蕴,纵然残缺,风骨未失,绝非寻常凡物。
原主见我留意这件无人问津的旧物,十分洒脱,直言此物无用,甘愿相送。盛情难却,又惜宝物蒙尘荒废,我便将这件残缺宝物捡拾带回。彼时并无藏珍揽宝的贪心,只心生一念:好物不该潦草落幕,残缺亦有价值。我本打算将它用作花器,栽花种草、盛风纳光,让沉寂多年的旧物重归烟火,在四季花草的映衬中,继续发光发热,延续它的岁月使命,不辜负它历经岁月留存至今的缘分。
本以为,这便是这件残物最好的归宿,于寻常烟火中安稳度岁,静静相伴朝夕。可世间缘分,从来妙不可言,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真正的知音,终会跨越人海寻光而来。
机缘巧合之下,一位深耕古物、阅宝无数的资深藏家偶然见到了这件旧物。他目光澄澈,一眼便穿透层层尘霜,识出了这件残物的真正底蕴与珍贵。不同于常人只看品相完整与否,他看重的是器物承载的年代底蕴、匠人初心与岁月温度。自初见之后,他便对这件旧物念念不忘,心生真切喜爱。
往后时日,他数次登门,诚心相谈,次次恳切,句句真挚。前前后后,历经七七四十九次的恳切相询、诚心商榷,没有分毫强求,唯有满心敬畏与珍重。我观其言行,知他并非一时兴起的猎奇,而是发自内心的懂它、惜它、敬它。
世人藏宝,多为私欲占为己有,而他待这件残物,是尊重文脉、敬畏古物,想要好好珍藏、妥善传承,让这份岁月印记永久留存。
一念知遇,万般成全。我深知,宝物遇知音,才是最好的归宿。它留在我手中,不过是庭院一件寻常花器,安稳度日却难展其价值;可落入懂它的藏家手中,便能被悉心珍藏、细细研读,被赋予更深远的意义。
于是,我割舍私心,成人之美,将这件来之不易的残缺宝物,尽数赠予这位真心爱宝、惜宝之人。
得此至宝,这位藏家更是心怀敬畏,潜心钻研古物文脉,深耕文博收藏之路,日夜打磨学识,用心守护每一件老器物。初心不负,匠心终成,数年深耕沉淀之后,他凭借自身的学识底蕴与收藏情怀,终成业界翘楚,顺利出任展馆馆长一职。
一间展馆,收纳岁月万物;一方残器,开启文脉新章。
谁也未曾想到,一件被人遗弃、无人问津的残缺旧物,一段随手成全的温柔善缘,竟成全了一位藏家的初心,成就了一段文博佳话。
原来世间万物,从无偶然。残缺从不是落幕,遗弃从不是终点。每一件老物件都有灵性,每一次善意成全都有回响。你惜物,物便惜人;你成人之美,岁月便予你繁花。
一件残宝,辗转浮沉,遇人、识人、归人。始于尘埃落魄,终于璀璨传承。这世间最动人的缘分,大抵便是:残物不负岁月,善心终得回响,微光不灭,终成星河。
二、阅后感:惠阳区南宝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馆长:张旋(受赠并修复残物者)
这段文字写得真好,有一种沉静又温润的力量。它不只是在讲一件旧物的流转,更像在讲一种对待时间的温柔态度——不轻慢、不功利,懂得“残缺”背后可能藏着的完整。
读完有几个地方特别打动我:
“残缺亦有价值”——这其实是对主流叙事的一种温柔抵抗。我们总被教导要追求完美、有用、光鲜,但这篇文章说:不完美的,也可以是珍贵的;被遗弃的,也可以有归宿。
“一念知遇,万般成全”——从“我”捡回残物,到藏家识宝,再到“我”放手成全,每一环都不是占有,而是传递。善缘之所以成为“馆”,正是因为没有人把它锁死在自己手里。
“残物不负岁月,善心终得回响”——这个结尾很有余韵。它把一件具体的事,升华成了一种信念:你怎样对待世界,世界就会以某种方式回应你。哪怕那回应来得慢一点、曲折一点。





三、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钰铭博物馆馆长:付金国,他以已之力创办了洪州为主题的私人博物馆,目前馆藏有各时期洪州各种器型的洪州窑古陶瓷180多件,是目前国内对洪州窑研究及鉴赏具有极高的水平的资深收藏大家之一。付馆长当时也上手细看了此件残器修复的罐,他说:“此件器物从釉水和六系桥形耳造型,特别是它施釉已接近到底部,加上罐内壁也有施釉,是一件当时年代品质极高的品种。”下面这篇文章是付馆长参观东江流域古陶瓷馆后写的。





《走进“南宝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
春节期间,正是走亲访友的绝佳时候。正月初四,我拜访了惠州市大收藏家张旋先生。张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了,当年钰铭博物馆开馆之日,他闻讯后携收藏家团队赶来道喜祝贺,今天再次荣幸相见,他谈笑风生,侃不尽多年收藏之道。 数年前,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张先生与企业家吴女士強强联手创办了“南宝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企业家有场地有资金,张先生有到代藏品,双方一拍即合于7年前创办该博物馆,成为了惠州亮丽的旅游打卡地,实现了“双赢”。 张先生不但在广东本地创办了私人古陶瓷博物馆,而且在几年前与抚州文昌里古玩城合作创办了“元丰博物馆”,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旅游团队莅临参观学习。我敬佩之余与其交流甚欢久久未舍离去。
1、抢救古瓷片
人们对窑址的瓷片遗存尚能重视,文物考古方面有所收集和研究。但对各窑址产品散存在城乡各地的瓷片似乎没有看重(也许是无力顾及)。世界许多地区出土了中国古瓷片,不正是这些“垃圾”记述了中国“陶瓷之路”的历史吗?有许多窑址未曾露面的花色品种,恰恰是埋在某地的一片碎瓷,向我们提供了可贵的标本。
为了给子孙后代们多留下一点历史见证,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多捡集一些瓷片.所以提出抢救古瓷片是有必要的。
按照(文物法)凡地下的文物皆属国家所有。但像工地古瓷片这样的东西,未见文物部门有组织地进行抢救收集。说实在的文物行政部门也无力顾及。那么依靠群众,自发地进行收集保护,当是一种可行的办法,总比听任毁弃为好,愿有更多的热心者参加到这个行列中来。



2、鉴赏碎片,积累知识
知识都是一点一滴积累的,对古瓷的认识也是如此。特别是瓷片的收藏者,由于看得多是局部,不能一眼窥见全貌,一点一滴积累知识,就是显得重要。
如发现一块碗底,画了状如大圈套小圈的抽象纹样,不知为何物,便丢在一边。几个月后,相继又捡到了几个类似的,相互比较,仍不得要领。大概又过了半年,捡到一个碗心,似龙非龙,眉眼具体,以常识判断应是螭龙。这时候联想起丢在一边的“大圈套小圈”,摆在一起排比,初步断定它们是“一窝的”。不久,又捡到一个碗心,比具象的简化,比抽象的具体,属于两者之间的,十几个摆在一起,一个由具象向抽象演变的过程十分清晰地显示眼前。这将具象形象逐步简化,使之简化到十分美观的抽象形象,这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劳动。这说明,瓷片碎小,不易一下子辨认,当捡到一块自己不认识,特别是并不喜欢的标本时,不可轻易丢掉,应当暂时搁置,以待认识.果然,这一经验,给自己带来了不少的收获。
瓷片藏者,主要是通过碎瓷学瓷,这尤其要有耐心,得一点一滴积累知识,碎小瓷片中是有大学问的。像由具象向抽象演变的系列,是全靠瓷片才有所发现的,因为很难有那么多又那么巧合的整器,让你去研究去发现。



3、瓷片在手,揣摩研究
完整器皿,涵盖着瓷器全面的资料信息。特别是器皿的品相,造型,胎体重量,整体感等等。必须通过完整器皿才可能获得全面的印象。但传世整器很少,尤其是日用瓷器,随用随破随丢,都埋入地下了。传世瓷器以陈设大件为多,但其佳品不是在博物馆,就是在私人藏家手中,难得一见。即使有机会见到也是走马观花,对深层研究十分不便。
瓷片则不同了,一片在手,任你摆弄。研究胎骨,比整器直接,其用料疏密,粗细火候,色灰色白任你看个够。研究釉色和料色,可通过破碎面看其厚薄和相互关系。
还有两个不易被人注意的好处:
一、是碎瓷片中传递了更多的品种信息。在个人来说,要收藏各种不同品种的整器是很难的,怕大博物馆也不易做到,即使有可能收尽天下整器,可有些品种的整器已绝。哪里去收集呢?整器已绝的,就只有靠碎片的局部去想象全貌了。这一点却是仅存的传世整器所无法做到的。
二、是通过地下的瓷片,可以了解市场销售情况。恐怕古代任何窑口都不会留下销售账目,有的只是史籍上偶尔提及而已。而全国各地地下的瓷片,却片片都有说服力。什么窑口的瓷器销到哪个城市多,什么品种多,什么花色受到青睐得到的印象十分深刻,通过瓷片进行深入的市场调查,是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至于从考古,美学,绘画等诸多方面,通过大量瓷片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近十年,成果更为明显,这些成果的取得,仅靠传世整器是无法完成的。




4、随便普及洪州窑知识:
洪州窑陶瓷发展历史
洪州窑窑场从创烧到没落停烧,熊熊窑火持续烧了800余年,留下的窑业遗存分布范围广泛,连绵50多平方千米,不同时期先进的制瓷烧造工艺堪称当时陶瓷工艺革新的典范,取得了非常突出的辉煌成就,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考古资料及研究表明,历史悠久的洪州窑,最迟在东汉晚期就能烧造出比较成熟的青瓷器,中经三国东吴的初步发展、西晋时期的发展,东晋晚期进入初步兴盛期,南朝开创辉煌期,隋代进入鼎盛期,唐代初期转入兴盛期,兴盛期一直延续到中唐,中唐之后急转直下,唐代晚期、五代时期逐步衰弱退出市场,最终被南面丰城钳石窑、吉安吉州窑和东北面景德镇窑所取代。纵观洪州窑陶瓷生产的发展历程,分为开创期、初步发展期、发展期、初步兴盛期、辉煌期、鼎盛期、兴盛期、持续兴盛期、衰落期9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制瓷工艺不断完善和进步,成为江南地区重要的青瓷产地。
辉煌期——南朝时期(421—589)
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争频繁,政治动乱,但南方地区社会相对稳定,人口迅速增长,社会经济繁荣,江西经济进入加速发展时期,诚如南朝雷次宗《豫章记》所记:“地方千里,水路四通,风土爽铠,山川特秀,奇异珍货,此焉自出。奥区神皋,处处有之。嘉疏精稻,擅味于八方,金铁涤荡,资给于四境,沃野垦壁,家给人足,畜藏无缺。”反映在制瓷业上尤为突出。南朝时期洪州窑窑场由于使用了东晋晚期发明的匣钵装烧工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瓷器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加上社会对瓷器需求量的日益扩大,东晋时期逐渐形成的洪州窑两个中心窑区,即曲江镇罗湖窑区和同田乡龙雾洲窑区,南朝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窑场数量进一步增加,药湖洪州窑窑区开始设窑生产瓷器,并逐渐得以发展壮大。南朝时期洪州窑窑场主要分布在同田乡的李子岗、乌龟山、白鹭山、牛岗山、蛇头山、蛇尾山、交椅山,梅林镇鹅头山,曲江镇的缺口城、狮子山、外宋、寺前山、象山、管家、南坪等地。
南朝时期青釉瓷器类型增多,造型规整,精美绝伦,饱满中见秀丽,造型由三国两晋的矮胖端庄趋向修长秀气,这与南朝门阀士族“秀骨清像”的审美观和社会习俗相一致,器类有鸡首壶。

唾壶、盘口壶

双唇罐、罐、碗、钵、盘、杯、高足杯、灯盏、盂、砚台、二杯碟、盘托三足炉、分格盘、盏、博山炉等日用器。新创器类有瓶、烛盘、高足盘、插器、供台等。东晋时期一度中断的明器又恢复生产,如灶。

镳斗、耳杯、带座三足炉、六畜模型等。洪州窑工匠凭借匣钵等先进制瓷工艺,得力于临近都城建康的地理优势,由水运可直达建康,因势利导,利用青瓷名窑越窑窑场在经历了东汉至西晋的第一波发展高峰后陷人低谷,窑址数量大量减少,产量大幅度收缩,产品质量亦有所下降的有利时机,乘势超越,洪州窑生产的瓷器质量高超,纹样装饰独特,较同时期的越窑有过之而无不及,超出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等同时期的名窑。
南朝时期,洪州窑青瓷胎质细腻,质地坚密,呈浅灰或灰白、灰色,少数为青灰色,另有少量的胎色呈深灰色。釉色作青、青泛黄色、豆青色,多数呈米黄色,青釉色调多较淡,微微泛白灰色。釉层厚,玻璃质感强,釉面开冰裂碎片,易剥落。可能是使用的瓷土原料含铝量较高,含铁量低。由于含铝量高,胎的烧成温度可相应地提高,而釉的烧结温度却没有做相应调整的缘故。由于这时期使用了匣钵装烧工艺,釉面一般光净、晶莹,釉层厚薄均匀。器坯多数采用一件匣钵装置多件器坯的套烧方法,除最上面一件器物内满釉外,其余的圆器器坯内、外壁施半釉。
南朝时期的装饰技法基本沿袭东晋时期,褐色点彩、划花、刻花和刻剔花技法并用。褐色点彩技法逐渐衰落,划花技法多见,制作较为精细;流行刻剔花技法,刻剔花技法是指以刻花和剔花两种方法相结合所制作的花纹。
褐色点彩技法使用的范围缩小,主要饰于盘口壶、钵、碗等器物的口沿部位。褐色点彩的彩点很小,密集而又规整地点饰在器物的口沿上,没有两晋时期醒目,给人一种淡雅、清丽的感觉。褐色点彩主要见于南朝早期,南朝后期基本不见了。
划花和刻剔花的纹样主要有菊瓣纹、叶脉纹、莲瓣纹、莲花纹。叶脉纹多装饰在碗、盏的外壁,此类纹饰常见于六朝时期砖室墓的花纹砖上,把叶脉纹移植到青瓷碗盏上,是洪州窑工匠的创新,叶脉清新流畅,是洪州窑特有的装饰纹样。莲瓣纹、莲花纹是南朝时期装饰纹样的主体。各类碗、杯、罐、盘口壶等外腹壁多饰三线、四线重瓣莲纹(图75)。青瓷盘、盏托的内壁(图76),采用刻、剔、划等方法,在三组弦纹间饰莲瓣纹,莲花结构有三子单瓣、无子重瓣、四子重瓣和六子重瓣几种,花瓣分有瓣脉和无瓣脉。图案规整,线条流畅,立体感强,凝釉处呈碧绿色。碗杯类器物的外腹壁刻划的莲瓣,具有浅浮雕效果,莲瓣纹样从平面布局向立体拓展,配以清澈明亮的青或青绿釉,宛如一朵朵含苞欲放的花朵,亭亭玉立于一泓清澈碧透的湖水中,颇具诗情画意。


佛教自东汉时传入中国,至东晋开始流行,并随着东晋之南迁而传布江南。东晋、南朝时期是佛教初传江南得到迅速发展的时期,西域及北方高僧纷纷来到江南立寺、译经、传道,佛教思想渐入人心。江西庐山是南方一个重要的佛教传播中心,晋代和南朝时期曾有僧伽提婆、慧远、慧永、僧济、慧安、僧瑜、慧庆等高僧相继在此译经传道。381年,慧远大师在江西庐山建东林寺,创净土宗,专以净土念佛为修行法门,期往西方净土,开池植莲,在水中立十二品莲叶,随波旋转,分刻昼夜作为行道的节制,成为莲漏,东林寺也成为第一座种植白莲的佛教道场。又有西域僧康僧渊曾于晋成之世“于豫章立寺,去邑数十里,带江傍岭,林竹郁茂,名僧腾达,响附成群……尚学之徒,往还填委”。“豫章”即唐之洪州,今之南昌。今洪州窑窑场位于距南昌30公里的赣江沿岸,可能“豫章寺”也正在洪州窑窑场附近。受东晋以来佛教思想的广泛传播,南朝时期佛教影响广泛,对佛的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梁武帝崇佛,把佛教作为国教。各地大兴佛教寺庙,以至于唐代大诗人杜牧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感叹。南朝时自印度、西域传来的佛教盛兴,作为佛门之花的莲花广为流行。各种器物、建筑上均可见到该类装饰,为迎合佛教徒的心理,洪州窑青瓷自东晋南渡以至整个南朝期间均不可避免地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洪州窑器物的装饰盛行莲瓣纹、莲花纹图案(图77-1、2),甚至在外底足视力不及之处也刻划莲瓣纹。


1993年,李子岗洪州窑遗址考古发掘出土一件南朝青釉莲瓣纹碗(图78),高8.2厘米、口径14.2厘米、足径6.2厘米。这种在人们视线不及的地方刻划纹饰的做法也开了后世在底足刻款的先河。莲瓣纹、莲花纹端庄、朴实、高雅、圣洁,制作精细,是南朝时期装饰纹样中的精华,是装饰艺术的魅力所在。

南朝洪州窑青瓷上的莲瓣纹莲花纹是那个时代江西地区佛教流行的反映,是当时民众信奉佛教,也是窑场工匠们佛教意识的反映,佛教文化对中国陶瓷纹样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南朝时期是洪州窑装烧工艺平稳发展和趋于成熟的时期。窑具主要有间隔具、匣钵,支座基本不儿了。间隔具的种类发生了变化,环形三足状间隔具已少见。


圆形锯齿状间隔具急剧减少,环形间隔具大为流行,并普遍变薄;出现了以耐火土制作的柱形和圆钉形间隔具,使用时,前者三个、后者四个为一组。匣钵趋于成熟,形制较为统一,均为桶形,胎体较厚重,直壁微微向内倾,口部一般留有三个弧形缺口,壁下部开两个对称的三角形或椭圆形、圆形气孔,孔较前一时期小得多,较好地克服了东晋时期匣钵形制上的不合理因素。这时期的装烧方法逐渐规范化,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罐套烧”法,由于匣钵装烧法的较多使用,“罐套烧”法已用得不多。第二种是匣钵装烧法,装烧的器物有碗盘、杯、盏等,一般说来,除了部分盘外,圆器基本上都是放在匣钵内装烧。每个匣钵内装烧的数量不等,有的一个甲钵装一件器坯,有的则一个甲钵装置多件器坯。多器者,内装5或6件同类器物。如象山洪州窑遗址出土南朝装烧的青釉碗,通高14厘米。

由大至小依次叠装不同的器物,置放在圆桶形平底匣钵内装烧。解决了落砂和承重的重要问题。第三种是“罐套烧”和匣钵结合的混合装烧法,这种装烧法南朝时期较为多见,装置方法同东晋时期。第四种是不用支座的单件裸烧法,是将盘口壶、罐等体形较大的器坯直接放在窑床或叠摞的匣钵最上面的匣钵盖上。南朝时期装烧工芝基本承袭了东晋时期,较好地发扬了前一时期的合理因素,克服了不利因素,使洪州窑的装烧工芝上了一个新台阶。匣钵装烧法受到重视具有明显优势。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更多中国传统文化敬请关注:
编审:惠州市惠阳区南宝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理事长:吴惠娇
编辑:惠州市惠阳区南宝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馆长:张旋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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