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湖之畔，5000多年前，良渚古国悄然崛起，留下了一座宏伟都城，以及无数精雕细琢的玉器。走进良渚博物院，一件件玉器静卧于展柜之中，它们没有青铜的冷峻，也没有瓷器的华彩，却自有一股内敛而摄人的力量。

  5000多年前，太湖之畔的良渚先民，为何对玉石倾注如此燥热的情感与超凡的智慧，这些精心雕琢的器物，远不只是装饰，在瑶山祭坛的高等级墓葬中，一件雕刻着神人兽面纹的玉琮，已经告诉我们，玉与信仰紧密相连，而当反山王陵的“玉琮王”与“玉钺王”同时现身，一个更重大的谜题随之浮现，这些通神的玉器，究竟如何一步步成为号令四方，界定尊卑的象征，又如何编织出一张覆盖辽阔地域的文明之网？

  瑶山：位于良渚古城东北方向，距离古城大约5公里，198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在这里发现了良渚文化早期墓葬。

瑶山的年代主要是根据它的玉器，还有陶器来判断的，它出土的一些陶器、玉器的形制都比较早，就是在排序里面它是排得比较早。瑶山的最早期就是良渚文化的最早期。

  瑶山1号墓是一座女性墓葬，其葬式最大特点是在棺盖上放置了一个龙首纹玉镯，镯上刻有一对犄角形的图案，研究人员称之为“神兽纹”。在考古学家看来，这就是良渚神徽最初的形象。这种神徽最早是一种神兽纹，后来发展成为人兽面，就是有人的因素，也有兽的因素，它是有一个演变过程，这种神兽纹在我们更早就已经有了，在我们一些崧泽时期的陶器上已经刻了这种兽纹，但良渚人就是在形成良渚文化，形成良渚王国的这个过程之中，作为统治者的话，他们会构建一种精神的信仰体系，然后这种神兽纹就是很好的一个对象，他把它从陶器上引用过来，刻到了玉器上面。

  瑶山7号墓是瑶山墓地中等级最高的墓葬之一，墓中出土的一组五件套玉钺上“神”的形象显现出来。

在良渚的多件玉器上面，发现了神的形象，在瑶山7号墓的这个玉钺上面虽然玉钺，钺身上面没有神的形象，仔细去观察，上面都有隐藏着神的形象，都有那个羽冠，有神的眼睛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形象。所以当时的时候这方面的权力，就是他的军事权也好，王权也好，是跟神崇拜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君权或者是王权神授，这种含义附在里边。

    这是瑶山7号墓出土的一件单节玉琮，四个转角均以中轴对称，雕刻出完整的神人兽面纹，纹饰构图严谨形象威严，成为良渚“神徽”的早期范式。

  到了良渚文化早期阶段，可以看到神人兽面的图像，或者说这个神徽是一统当时信仰的这么一种境界，所以说良渚时候出现了可能统一的信仰，也是良渚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这些玉器上的纹饰，仍保留着当初加工的痕迹，良渚先民以多种技法在毫厘之间琢刻，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工艺水准。良渚的玉器，每毫米里边凿刻的阴线条，可以达到五至六条。所以肉眼是根本看不出来的，经过放大之后它上面是一个方脸的，戴着羽冠的一个神人的形象。

  良渚的40多种玉器的种类上面，都可以琢刻纹饰，尤其是玉琮上，几乎每一件都凿刻着神人兽面的这种纹饰，这表明在良渚文化时期，它可能已经成为良渚人广泛信仰的一种神器。

  反山：是迄今为止出土玉器数量和种类最为丰富的良渚文化墓地。依其形制与功能，可分为两大类：

  一是代表神权与王权的礼仪用玉，以琮、璧、钺为核心，是秩序和礼制的象征，也是以事鬼神的媒介。

  二是用于佩挂的装饰用玉，包括各式管珠、坠、璜等，它们点缀于身前，彰显着主人的身份与威仪。

  良渚的这个礼制，是一个人为的制度，因为四面八方的移民，会聚到了长三角平原以后，其实是会斗来斗去，是会内耗的，内卷的，然后这个地方又有非常严重的旱涝灾害，也就是说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管理制度，减少内耗，解决面临的难题，那么，所以当时肯定是有社会精英分子联络各个部落进行一些协商，然后共同决定，建立一套整个区域，跨人群的，跨血缘关系的一个统一实行的制度，这个就是原始的礼制。

  将坚硬的玉石雕琢成器，需要复杂工艺，因此，那些纹饰繁缛、工艺精湛的玉器，绝非普通的装饰品。

  这些反复出现在玉器上的神像，究竟象征着什么？

  瑶山遗址出土的玉琮给出了最初的线索，神像的眼睛与细密纹样表明，早在良渚文化初期，神像的基本图式与玉礼器的核心组合，便已奠定了此后数百年的精神基调，而反山出土的玉琮王，更是进一步揭示出神像与玉琮的深刻关联。

  无论是直槽中的八幅完整神像，还是转角处的简化图像，都指向同一位神灵，头戴“介”字形冠，兼具人兽特征，或许是集太阳神与战神于一身的至高存在，这一神秘形象为何能始终统御良渚人的精神世界呢？

  解码良渚玉器，读懂墓主人身份与权力象征的关键转折点，始于1986年反山王陵的发掘，正是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良渚神徽的“标准图像”。

  良渚神徽它的标准像就在反山12号墓，反山12号墓的所谓的玉琮王、玉钺王，它都是一个标准像。从图像上看是人跟动物的结合，实际上就是意味着有人的元素在里面，因为他可能是跟祖先崇拜有关的。

  反山12号墓出土的这件玉琮上，雕刻的神像头戴羽冠，双手扶住两只大大的兽眼，扁而宽的嘴巴里有长长的獠牙伸出，下肢是两只弯曲的鸟爪。这个神人，其实应该就是他祖先演化出来的，他从祖先，然后变成英雄人物，把祖先神化了以后，就变成一个被崇拜的对象，他下面的两个大眼睛和獠牙露出来，看起来很凶恶，很威严，他是要让人觉得敬畏，让人觉得他有无边的法力。

  匠人利用玉器本身的造型，代表羽冠，以镂空技法凸显神兽的面部，再于其上方或两侧以细密阴线刻画出若隐若现的完整神像，或是将羽冠与神面融为一体，仅在眼睛上方显露羽冠顶部，当雕刻延伸至玉琮转角时，一个完整的神像便以鼻梁为中轴线，对称展开在两个相邻面上。

  玉琮是一个很重要的信物，它本身的造型就是天圆地方，它蕴藏着这个宇宙观在里面，它的这个四个面，四个角就代表了四面八方，它中间有个圆孔，它是通天的一个通道。所以这些东西都反映当时的一个宇宙观，天地观。

  琮：是良渚玉礼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种，神像是良渚玉器的灵魂所在，反山遗址出土的大型玉琮，将神像与玉琮之间这种神圣的依存关系展现得最为充分和深刻。

  中华文明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叫礼乐文明，通过玉礼器的系统，不同数量、不同种类、不同组合、不同造型的这个玉器，在社会等级身份的标志方面是具有着一种非常清晰和非常明确的这种标尺的，这种功能在里边的，应该说是已经非常规范化。

  良渚的玉器并非凭空而来，考古研究发现，距今约5800年至5300年，位于安徽含山凌家滩的玉文化是良渚最直接的先驱之一，凌家滩人，已熟练掌握了复杂的制玉技术，并探索出成熟的装饰体系，这些工艺经验和用玉观念，被良渚人继承吸收，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微雕之工，显通神之像，良渚匠人以浮雕塑出神像轮廓，再以比发丝还细的阴线，勾勒出冠上羽纹，眼中灵光在这层层叠叠刻痕间的神面之后，隐现着神的另一重面容，蕴藏着多重的视界，这不凡的造像，是良渚神灵在不同维度中的变幻与显形，这多重形象的叠加，并非描绘某种具象生灵，而是良渚人心中至高神性的抽象符号。

  那么作为神徽最重要的载体，玉琮那“外方内圆”的独特形制，又暗含着怎样的宇宙观呢？

  良渚玉琮的形制，经历了一个从圆筒状到方柱体，纹饰从整体到分节的演变过程，然而，无论如何演变，每一节琮体上都必定施刻神徽。这是它的灵魂，这是它关键的东西。为什么说反山12号墓特别重要，因为它的里面完整的神徽像，或者说叫标准像。其中玉琮王就有八个完整的神徽像。所以这就是一种法器，是一种信物。

  对神人兽面纹的崇拜，贯穿了良渚人生活的各个层面，由此形成的玉礼器系统，其复杂程度与规范性，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态提供了证据。

  神徽的元素非常多，你一看就知道它是神徽的一个变体，你就觉得肃然起敬，它是一个神徽的象征。所以神徽就是这样，在给良渚玉器赋予社会属性。

  5000多年前，良渚玉器上便已广泛出现与神徽相伴的鸟纹，它们常常栖息于玉琮，玉冠状饰，玉璜及三叉形器上。

  良渚玉器有很多鸟的形象，可能都是神话的，神性化的那种鸟，它是刻在神徽的两侧的，它跟神徽可能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它是一种陪衬的作用，本质上它们内在其实是想通的，它们都是一种崇拜的象征，像太阳崇拜，或者是原始崇拜的一种象征。

  《山海经》中记载：句芒，祝融等神灵“乘两龙”。

  《殷墟卜辞》里也有：“帝史凤”，“帝其令凤”的句子。

  这些文献都描绘了神灵驾驭神兽，往来于天地之间的形象，印证了良渚神徽那种人、神、兽交融的奇幻构想，在远古信仰中并非孤例。

  古代要让你对他产生敬畏，他一定会造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你似曾相识，但是又不完全是这么个东西，用这种形式来让你产生一种敬畏感，一种崇拜感，如果是跟你现实当中看到的东西一模一样，你就觉得不会对他肃然起敬了。

  反山墓地的玉器，清晰勾勒出良渚社会的等级差别。

  反山12号墓地位最高，拥有“玉琮王”和“玉钺王”。

  而反山20号墓则以502件的数量成为玉器种类最丰富的墓葬。彰显出墓主人的高贵身份。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反山18号墓，仅出土61件玉器，而且没有玉钺，只有一件石钺。

  值得一提的还有良渚文化的另一种典型玉器：锥形器。

  锥形器：是良渚文化中具有标志身份功能的一种重要礼器。在大墓中往往成束放置在墓主人的头部，成组锥形器是墓主等级的基本标识。贵族墓里面那个锥形器，它是成组的，它是奇数的：三、五、七、九、十一，最多是十一枚。那反山七、九、十一，基本上在高等级墓地里。那么三和五可能在普通的贵族墓地会有，普通的平民可能最多就一枚，就挂在胸前，作为一个装饰性的东西，这就是一种身份上的标识。

  良渚文明的等级秩序也从中心区域延伸至周边地带，位于古城外郭的文家山遗址，其墓葬等级普遍较低，从早期的16号墓到晚期的1号墓，都出土了成组的锥形器，这一现象表明，以锥形器组合标识身份等级的礼制已深入基层社会。

  通过挖掘文家山遗址以后，发现良渚的社会的阶层还是比较明显的，它里面本身也是有平民墓葬，也有一般的贵族墓葬，所以，从文家山墓地出来以后，就是跟反山、瑶山就构成了：高、中、低三级的人群的一个结构。

  卞家山墓地等级更低，墓主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比较小，随葬的玉器中少有礼器，基本都是一些小件装饰品，反映了当时基层村落的面貌。

  与玉器集中于高等级墓葬不同，良渚的陶器，广泛出土于宫殿区，墓葬、手工业作坊乃至普通村落。

  良渚文化的陶器，大多数都是素面的，都是没有纹饰的，但是，在良渚贵族的墓葬当中。特别是良渚文化的晚期，往往会发现良渚黑陶，它的表面上刻有精细的纹饰，这个是一种变化，那么这样的陶器，一般也都是当作礼器来用，也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那么它的这个刻画的纹样，被认为是受到良渚玉器的雕刻的一种方式的影响，那么在纹样的内容上它也有变体的这个鸟纹，或者龙纹。

  良渚陶器中，另一种大量出现的符号，有些学者称之为“原始文字”。

  就是说良渚黑陶上它刻的有些是符号，有的是图案，有的专家认为部分是代表文字，还有的认为就是符号，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见仁见智。它通过这个图画表意，代表了一种文字所传达的内容，保守的说法，叫它这个部分的符号，它可能是原始文字。

  这些刻画符号所承载的信息交流与精神表达，是良渚社会复杂化的生动注脚，然而，在标识社会等级与权力秩序方面，陶器的作用显然不及玉器，以琮、璧、钺为核心的玉礼器系统，通过其材质、形制、纹饰与组合的严格规范，成为良渚社会金字塔结构最直观，最权威的物质标尺，清晰地界定着从王、贵族到平民各阶层的身份与权力。

  从反山王陵的奢华到文家山、卞家山墓葬的简朴，玉器的种类与数量，清晰地标识出一条社会等级链条，而锥形器从九件到三件的数量差异，更是将这种等级秩序细化到了每一个社会阶层，这不仅是良渚古国内部的秩序，更是一张以良渚古城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社会体系之网，而玉正是纺织这张巨网的神圣纽带。

  那么，这套以玉器为核心的精神符号系统究竟是如何跨越广阔的地理空间，去界定和维系一个庞大古国的疆界与秩序呢？

  良渚神徽这一统一的信仰符号，其辐射和覆盖范围，从良渚古城一直延伸到了整个太湖流域，而且形制几乎完全一致。

  考古学家认为，良渚古国已形成由“都城、区域中心、普通村落”构成的三级聚落结构，通过分析不同等级墓葬中的器物组合，他们还原了良渚国家治理的大体逻辑。

  都城垄断玉琮与玉钺，集神权与军权于一体，号令天下。

  区域中心的贵族使用简化礼器，负责执行政令，组织生产与维持地方秩序。

  广大基层村落则通过提供粮食，劳役与手工业产品，支撑整个国家的运行。

  一个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它最根本的是什么？

  最根本的是阶级，或者是国家机器的存在，良渚这个高度发达的社会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就是有高高在上的统治阶层，也有普通的贵族，还有平民百姓，从一个相对平等的原始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

  这种清晰的社会分层和治理体系，正是良渚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它依托于都城、礼制、权力等，一套完整的早期国家制度，才得以确立和维系。所以，良渚是一个难得地具备了文明形成的几个标准。比如都城、宫殿、大墓、礼器、战争暴力的一个全链条、全要素，所以是非常难得的一个5000多年文明实证。

  从文化初兴，到早期国家形态成熟，再到社会结构的复杂化，良渚文化勾勒出了早期文明发展的图景。其衰落的年代，根据最新的碳—14测年，与考古学分析研究，被确定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其衰落并非由单一原因造成，而是一个在环境剧变与社会压力共同作用下的复杂过程，不过，良渚文化的要素并未消失，在后续的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中也延续着良渚文化这些玉器传统和某些信仰元素。星星点点地出现在更广阔地域的后续文明里。

  良渚的发现，是我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习总书记说：良渚遗址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实证。确实，而且是2005年就提出，非常有预见性，因为2006年才开始发现城址。

  良渚为世界提供了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

  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

  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

  三是出现王权和早期国家。

  这一标准突破了过去西方“文明三要素”的桎梏，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和内在机制，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做出了原创性贡献。

  良渚玉器文化是中国史前玉文化的高峰，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辐射力遍及大半个中国，深刻影响了同期及后世的玉器传统。从山西陶寺、陕西石峁、到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乃至殷墟、三星堆、金沙遗址，广东韶关的“石峡”文化遗址，甚至唐宋以后直至清代的玉器，都发现了源自良渚的玉琮。

  距今约5300年到4300年良渚古国存在了大约1000年，良渚作为一个国家，虽然早已消逝，但良渚文化生生不息，为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提供了不可辩驳的实证，彰显出绵延不断的强大生命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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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惠州市惠阳区南宝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理事长：吴惠娇

编辑：惠州市惠阳区南宝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馆长：张旋

    2026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