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正好是正月初七，是所有人的生日，所以被称为人日节，也是添福增寿的好日子，更是开工大吉的好日子。

  正月初七，七彩祥云铺运气，七星高照增福气，七星拱月送财气。从今日起，你会烦恼忧愁全消，时时好运相交，幸福每分每秋，日子步步升高，我在这里祝愿你在新的一年里收获满满，快乐逍遥。

  今天就来谈谈有关人的探源，而且是我们广东人。珠江三角洲是从距今约六千年开始，由东江、西江、北江而来的泥沙慢慢淤积成现在的大片陆地的。

  有陆地才能定居，才有家园。金兰寺遗址出土的遗骸，可能是珠江三角洲最早的土著之一。这批侥幸保存下来的古人类遗骸，每一具遗骸都保存着解读远古的密码。

珠江三角洲平原中部，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有一座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名叫“金兰寺的村庄”。这里因南宋初期曾有姚、周、洪三姓，在村中的一座寺庙中焚香起誓，义结金兰而得名。

  对考古学者来说，金兰寺并不陌生，它其实是广东地区最早发掘的史前遗址之一。早在1956年金兰寺遗址就被调查发现。

  在当年出土一些陶器，主要是以夹砂红陶或黑陶为主，还有少量磨光红陶和灰陶。器型有罐、缶、撙、豆、盘、钵、鼎等。部分器物上面出现了几何印纹。

  不过，由于当年条件所限，1956年前后三次的试掘面积有限，总共才216平方米，很多疑问都得不到解答。这些陶器的主人是谁？他们生前的居所在什么地方？死后的墓葬在何处？这些疑问一直困扰着考古工作者。

  在随后近十几年进一步发掘，先后发现了40多具人骨的骨骸，遗骸之外，陶鼎、陶豆、陶釜、陶纺轮、骨镞、石镞、石锛、石钺、石矛、石环各种石器时代的文物一样样出土。

  这是一件陶鼎，能够看出器身，鼎足等，整体器型的器身是珠江三角本地所特有的釜形特征。

  圜底釜：传统延续的时间特别久，大概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普遍出现硬陶的这个圜底釜。然而这个釜，基本在这一时期的陶器上面尤其是口沿部位，都能够发现刻画符号，数量还比较多，但是目前的研究还没有得出一个特别准确的结论，就是这个刻画符号代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除了陶器，金兰寺遗址出土的石质文物也很多，比如：石钺，在当时大都是权力的象征，多为酋长，部落首领所有。

  贝丘遗址：也就是由古代人类食剩抛弃的大量贝壳堆积而成的一种遗址类型。大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有的则延续到青铜时代或者更晚。

  金兰寺的墓葬都是西北东南向。

  贝丘：就是贝壳形成了像小山丘一样的这样的堆积。就叫贝丘堆积。金兰寺遗址的贝丘的贝壳都是先民从淡水河里捞出来的贝壳。

  通常情况下，广东发现的史前时期墓葬，都很难发现古人类遗骸，即使留存下来的古人类化石及遗骸，绝大多数都只剩下牙齿或者头骨碎片，金兰寺遗址为何独独能够例外？

  专家认为：这与金兰寺遗址的贝壳堆积层有很大的关系，众所周知，广州所在的岭南地区气候潮湿，土壤呈酸性，人骨之类的有机质遗存很容易被腐蚀，极难保存。而贝壳的碱性与土壤的酸性中和，营造出适合的环境，所以，这些远古的遗骸才得以在四千年后和我们相见。

  2018年广汕高铁修到石滩段，根据文物保护法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工程建设用地范围进行了调查，勘探，随后考古人员在一座名叫金兰寺的村庄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战国时期的墓葬46座，经测定这些墓葬大部分距今四千年以上，比这座千年古村还要古老得多。

  2021年2月，考古人员在金兰寺遗址发掘出一具以奇怪姿势下葬的遗骸。这个墓葬（M22），是在探方清理贝壳堆积的时候发现的，当时也是首先发现了他的头骨，然后立马停下来，对它（墓葬）进行仔细的刮面的辨识，大概清理到盆骨的位置的时候，突然发现往西边没了骨头，按正常理解人的盆骨位置再往下应该是有股骨的，也就是人的大腿骨的，可是没有发现大腿骨，而奇怪的是在这个人骨的左侧，它的这个股骨竟然近乎180度对折到了人的躯干这里。事实上就像M22号墓葬那样，将逝者的身躯整个屈折起来，蜷缩着埋入葬坑。在考古界有个专门的术语叫：“屈肢葬”。

  困惑在于在这M22出土之前，金兰寺遗址发现的遗骸，与后世的葬俗相差不大，全部都是以仰面躺平即所谓的“仰身直肢葬方式下葬的”。那么，为何同一个考古遗址会有两种不同的葬式呢？

  如何解开这些秘密？

  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考古人员来到了广州市区的中山大学，拜访大学社会与人类学学院的教授，该学院的教授主要从事体质人类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目前从事有关人类微观演化和生物考古学研究。主要方向在于华南与东南亚地区史前时期人群的生业方式及其转变过程的探索。

  广州金兰寺遗址出土的这具奇怪葬式的遗骸，同样让此学院的教授感到兴奋，经教授的研究分析认为，这两种葬式来自不同的族群文化心理。仰身直肢葬基本是根据人睡着了的姿势，比较正常。而屈肢葬问题要复杂得多，有多种解释，比如恢复在母亲子宫时的姿势，或者防止鬼魂作祟等等，至今没有定论。

  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两种葬式，在历史上存在的时代并不一致。

  屈肢葬的出现要比直肢葬早得多。

  在华南提起屈肢葬，考古专家马上就会联想到粤北英德境内的青塘遗址，青塘遗址最早发现于1959年，在2016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对青塘遗址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考古发掘，在洞口发现了一个距今一万三千五百年的墓葬。

  也就是说发现了一具可能比较完整的人骨化石。清理到最后才发现，除了左半边缺失比较严重，以及头骨不见，这个人骨的身体其他部位都保存非常完整，然后当时出土的时候，还表现出一个奇怪的姿势，就是一个蹲着的一个造型，考古人员认为它是一种葬式，而且这种葬式呢？有一个专业名称叫：“蹲踞葬”。这个墓葬的年代距今一万三千五百年，这是中国目前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可以确认葬式的墓葬。

  专家介绍说，青塘遗址发现的墓葬的墓主人是一位年轻女性，年龄大概在13至18周岁之间，被称为青塘少女，她下葬时的姿势是蹲踞葬，这种葬式是屈肢葬的一种特殊形式。

  对屈肢葬来讲，它在华南地区，像岭南，尤其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我们发现很多直到比较晚近的在东南亚地区和南太平洋岛屿地区都发现了这种特殊的葬俗。所以这种葬俗有可能反映了它是一种文化习俗，它反映某种传统，反映了某种文化，当然从一万多年前青塘少女的发现，是不是表明这个地区在那个遥远的一万多年前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这个阶段，岭南地区已经跟东南亚发生了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破解。

  考古学者一般认为在华南距今大约五千年的墓葬，多是屈肢葬，而距今少于五千年的墓葬多是直肢葬和其他葬式。

  金兰寺遗址的墓葬年代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为何本应该是直肢葬的墓葬，却出现了一例屈肢葬？

  根据以往的考古经验，专家提出了一种假设，那就是这座墓葬有没有可能是后人收殓了骸骨重新安葬的呢？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是有这种捡骨这种习俗的。就是把骨头捡过来之后就没有说像原来人的骨骼的形状摆出来，他有可能把骨骼放在一堆进行摆放。

  然而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个墓葬应该是一次下葬完成的。根据层位关系来看，这个屈肢葬的年代，也就是距今四千年左右，跟我们南方发现屈肢葬的年代晚了接近一千年。 那这个考古讲孤例不证，但只有一例没办法确认。

  这具突然出现的屈肢葬遗骸，是否只是因为某种原因偶然出现的特例？

  考古工作者决定在两边没有发掘的区域也就是贝壳层之下，比距今四千年更早的地层里，寻找更多可能存在的屈肢葬。

  果然一个多月后，又发掘出另外一具同样蜷缩着下葬的遗骸。在对M13跟M18进行这个分段整取的时候，在这个两座墓的下边，发现了两截呈竖直状况分布的这个两截骨头（M35号墓），特别像人的下肢骨，在对这块区域进行刮面确认的时候，确实发现两截竖直骨头，所在的区域周边分布着一座墓葬，但是这座墓葬的方向跟之前发现的大部分的墓葬的方向不一样，绝大多数墓葬是西北东南向，可是这座墓葬的方向是东北西南向，然后呢，其他所有墓葬的这个，尤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里面都填大量的贝壳，可是这座墓葬里面不填贝壳。而且从这个层位关系来看，它是要早于贝壳堆积，以及之前发现的这三四十座墓葬，清理下去果然真的就是我们苦苦追求的这个屈肢葬。

  根据现场辨别，这个屈肢葬应该是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女性，虽然骨骼保存的状况不是很好，但是总体上还能看出来她是平躺进去，然后双脚屈肢成一个V字形下葬的。

  这次金兰寺遗址考古，一共发掘出42具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骨骸。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直肢仰卧，采取屈肢葬的就这么两具。但这已经足够震惊考古界了。那如果在一个遗址或墓地里头发现一种现象既有仰身直肢，又有屈肢，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正处于墓葬传统过渡时期的一个重要证据。所以金兰寺为什么这么重要，专家认为，已经找到了一个华南史前时期的墓葬传统制度。发生改变的那样一个历史瞬间，那我们就要考虑到一个问题，究竟以什么原因？什么样的方式？是什么人带来了或改变了这样一个葬俗结构？

  考古专家根据金兰寺遗址的种种迹象推测，当时的珠三角乃至华南的人群，很可能已经有迁徙和交流。而从两种葬式在同一个地方相安无事，也可以推断出，他们彼此之间的交往和平的可能性应该大大高于战争。也就是说两种并存的葬俗，已经暗示了四千年前金兰寺的居民，可能有一支是由别处迁徙过来的，那么，他们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带着这个疑问，考古专家细致地清理着从金兰寺遗址发掘出来的遗骸，以及各种文物。

一件清理出来的残缺陶器，令他们有了新的思路。

  金兰寺考古发掘出土了这个人工遗物，陶瓷器，包括石器可能有两百多件。通过现场的发掘情况，还有修复的结果来看，这些器物呈现出多地区文化特色的一个特点。

  这是一件陶鼎，通过这个鼎的器型跟这个鼎足的特点来看，可以看出这件陶器是有比较典型粤北石峡文化的特色的，特别是它鼎足是这种卷边看起来像瓦状足一样，是具有比较明显的粤北石峡文化特色的。但是器身又是珠江三角洲本地所特有釜形特点。

  石峡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石峡遗址而得名。石峡遗址总面积约三万平方米，揭露面积达四千平方米。遗址内发现有房址，灰坑，陶窑，墓葬等遗存，出土各种石器，陶器，武器，玉器遗物等三千余件。

  石峡遗址出土了与金兰寺遗址非常相似的陶器。这些盆形鼎，鼎足和金兰寺遗址出土的鼎十分相似，鼎足侧边向内卷曲。

  在石峡文化遗址所在地，还发现了马坝人遗址，出土了一件距今12.6万年的头盖骨化石。这是一个头骨化石的颅顶部分，包括额骨和部分顶骨，还保存了右眼眶和鼻骨的大部分，这块头骨化石属于一位中年男性，被专家们定为马坝人化石。

  马坝人的发现意义极其重大，甚至被收入了《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这个人化石它属于早期智人，也就是说它是属于从直立人，猿人时代向晚期智人向现代人进化过程中一个中间环节。马坝人的化石发现，当时是华南地区唯一发现的一具早期智人化石，它的发现无疑填补了华南地区古人类进化史上一个空白。

  后来考古专家又陆续发现了二十多种古生物和动物古化石和牙齿化石。这说明早在12万年以前，在粤北就生活着一支古老的原始的先民群落。

  随着时光流转，马坝人一代代生息繁衍，他们渐渐学会制作陶器。石峡文化的时代，大致与金兰寺相当，出土文物也具有很大的相似特点，这不得不让考古人员有这样一种疑惑，这两处史前聚落是否属于同一种文化？抑或说在人种演变上是否存在联系？

  假如金兰寺遗址的族群能够由珠江三角洲平原，被追溯到粤北的石峡，那么在来到石峡之前，他们又生活在什么地方？

  一个在石峡文化遗址发现的玉琮，为考古学者们提供了一种假设，这个假设背后关系到一个神秘消失的古老文明。

  这是一件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玉琮。

  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古人用来祭祀天地鬼神，是神权的象征。堪称每个王朝或者部族最重要的礼器之一。而这件玉琮来自良渚文化遗址。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长江下游的古文化，以钱塘江流域为中心，因发现于当时的浙江省余杭市良渚镇而得名，先后延续达数千年之久。

  良渚文化遗址的最大特色是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玉琮。玉琮是良渚文化原创的器型。也是辐射面最宽，影响力最强的玉器。它为中国的夏商周以及后来的文明吸收和传承，粤北石峡遗址出土的玉琮，和良渚文化遗址的玉琮具有很多相似的特点。然而良渚文化却在距今四千一百多年前突然衰退消失了。石峡出土的玉琮，以及在良渚消失的那段时期，出现的金兰寺遗址给了考古者一个大胆的猜想。

  良渚的一支辗转南下来到岭南，并且一路南下直至金兰寺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平原，最早的广东人会不会有一支是由良渚迁徙而来？

  关于良渚文明消失的种种猜想，学术界基本都认为，当时钱塘江流域因为某种原因，变得不适宜居住，而与之相反，当时的岭南却气候温和，植被茂密，动物众多，无论渔猎还是耕作都极容易生存。

  而地处珠江三角洲河口地带的金兰寺遗址，周边贝类、鱼类资源同样极其丰富，虽然未能得出确切的结论，但人类学、动植物学，地理学等，多学科考古的介入，无疑极大地增加了这种猜想的说服力，离真相也更近了一步。

  从事体质人类学科研究和教学工作的李法军教授介绍说，早在1961年金兰寺遗址就发现过4具新石器时期的人骨，中国科学院院士，古人类学家吴新智，对这4具人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发现金兰寺遗址出土的人骨具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其中一个是头骨短颅化的特征。

  比如这个现代人的，如果从颅顶看，颅偏窄，偏长，这种我们认为是长颅型，这长颅型是我们华南史前时期人类的一个最典型的特征。而吴教授（吴新智）提出就我们的金兰寺遗址更短（颅型），这个短是相对而言的。也不是像我们的北方地区，或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那种更短型的，它也是长颅型，至少从这一点来说它跟南方人不一样。但是总体其他的特征，颅面部的特征，吴新智先生认为还是一样的。只不过他说值得注意的是，它具有短颅化的倾向。

  除了短颅化的特征，吴新智还发现金兰寺出土的人骨具有拔牙特征。

  这种拔牙的风俗在我国，东部沿海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人骨常出现，两性都有。

  所以这次我们在发掘中，尤其注意这两点，一个是否具有真正的普遍意义的短颅化。第二个是否有更多的个体出现人工拔牙。

  经过专家将金兰寺遗址发掘的人骨和过去发现的各类考古遗址进行了比对，发现他们之间似乎有某种联系。

  就是大概从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开始演变的一种葬俗的组合，仰身直肢加拔牙，这样的一套传统一直顺着东南沿海到了长江下游地区，到了福建闽侯的昙石山最为典型，然后再到了我们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年代就更加偏晚一些，与此同时在广西呈现的考古学的情景是不一样的。它依然秉持着一种屈肢葬的态势。而且仰身直肢加拔牙，它不仅仅在珠江三角洲停留，它还继续顺着沿海到了越南，然后继续向中南半岛其他的地方传播。

  考古专家判断，华南地区在史前时期的晚近阶段，应该发生了人口的明显流动和文化交融的现象。体现的就是仰身直肢加拔牙的葬俗的演进，传统的人群逐渐进入到以屈肢葬传统为主的地区，过去的考古资料并没有给专家一个证据，证明这种演化的方式是一种激烈的碰撞或是一种缓和的方式，但是直到金兰寺遗址的发现，这才给考古人员一个依据。

  金兰寺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提供了一个机会，在遗址看到的是一个缓进的融合性的一种方式。为什么呢？它里面既有屈肢，但是大部分又是仰身直肢，可是仰身直肢，还没有完全地秉承它的拔牙的，就感觉好像两边各退了一步。

  金兰寺遗址，从发掘材料来看，它应该是代表了几个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的这种交融与活动，它也反映了就是环珠江口地区与粤北石峡以及闽南其他地方的这种文化交流互鉴。通过这种遗址的研究和尝试，能给我们比较，展现出距今四千年前后金兰寺以至环珠江口地区人类社会的一个生动历史图案。

  从金兰寺遗址出土的文物，似乎为考古人员勾勒了一幅原始选民生活的画卷，早在四千多年前，这个被后人称为金兰寺的贝丘上便已经有过不同族群间的“义结金兰”。而正是在这次石器时代的义结金兰，形成了最早的广州人。

  不久的将来，金兰寺遗址考古重启，在这片隐藏在古村中的贝丘上还会有更多更重大的发现。考古人员与其他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联手，带领我们走进历史现场，探寻四千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生动故事。

（图文源于网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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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惠州市惠阳区南宝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理事长：吴惠娇

编辑：惠州市惠阳区南宝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馆长：张旋

    2026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