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4日河南平顶山市汝州市召开了“汝州张公巷窑学术研讨会”，引发陶瓷界霸屏。

  会上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孙新民讲到：“平顶山是著名的汝瓷之乡，汝州市现有三处瓷窑遗址为国保单位”。

 汝州张公巷瓷窑址，是我国北方地区类似于宝丰清凉寺汝窑瓷器的又一处烧造青瓷的窑场，其位于河南省汝州市区东南部张公巷与中大街交汇处，距离宝丰清凉寺窑址20余公里。2000年该窑址因居民房屋改建被发现，经勘查，窑址的中心区域为3600平方米，因地处汝州老城区中大街繁华区域，遗址大部分被居民房屋和道路所占压。2000年至2012年曾进行过四次小范围发掘，共揭露发掘面积283.3平方米。2017年3月起，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故宫博物院、汝州市文物局等多家单位开展第五次考古发掘，也是该遗址首次大规模的主动性发掘。该遗址以张公巷为界分为东西两个区域，共开挖10米×10米探方30余个，5米×5米探方20余个，探沟5条，发掘总面积超6000平方米。

 2019年上半年，在窑址探方T0610西南部发现埋藏坑两处，编号为H813和H833，均开口于③层下，南北残1.7米，东西残1.3米，深1.3米，出土了匣钵、垫饼、耐火砖、烧土块、炭粒以及大量青瓷标本和残片，仅青瓷残片就出土了94袋，是第五次发掘之后出土青瓷最多的灰坑。因该灰坑集中出土大量青瓷片，故对其进行了针对性整理，收获颇丰，为进一步认识和研究张公巷瓷窑址的年代和性质提供了重要资料。

 张公巷窑经过第五次发掘，出现了重大的学术成就。本次整理工作以探方T0610H813和H833为核心对象，共拼对复原出上千件器物，包括各式碗、盘、碟、洗、瓶、套盒、壶、尊等三十余种器型，占窑址发现总器型的95%，极具代表性。这批产品制作规整，品质精良：胎色以灰白色为主，胎质致密细腻，釉色从青绿到月白均有，尽管多数器物玻璃质感较强，开片较多，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器物釉质莹厚，温润柔和。

 本次整理成果主要有：

 （一）发现一批与清凉寺汝窑高度相似的产品。

 整理发现，张公巷瓷窑址部分产品与清凉寺汝窑产品非常相似甚至有些别无二致，例如莲花薰炉、椭圆形隐圈足洗、纸槌瓶、套盒等，说明两窑址不仅地理位置相近，还可能存在比较密切的交流的关系。

    莲花薰炉

    莲花薰炉：高30厘米，底径18厘米。母口，外口略高于内口，外口沿呈锯齿状花口，器表模印三层仰莲，部分标本莲瓣上饰乳钉状花蕊，柄部为圆柱形，伸出三个兽首，底座呈荷叶状上卷，轻盈灵动，接地面刮釉垫烧。亦发现了配套熏炉盖，其中鸳鸯形盖最为完整，上卧一只鸳鸯，嘴巴微张作为出烟口，盖座呈莲蓬状，葵沿，直壁，盖底刮釉垫烧。

 对比一下：这些器物，原来只在清凉寺的汝官窑当中发现，这次在张公巷窑同样也发现了，并且尺寸、大小、釉色、胎质几无二致，可以说两个就是孪生兄弟，放到一起呀，您都可能看不出来。

   圆形隐圈足洗

 圆形隐圈足洗:口径11~13.3厘米，足径5.8厘米，高3.3厘米。器身呈椭圆形，敞口，弧腹，器内平底，外底有一浅圆形内凹，支烧点位于凹圈内，均为支钉支烧。

纸槌瓶

   纸槌瓶:口径6.5~8厘米，足径8.7~9厘米，高19~22厘米。该器型发现数量较多，大小不一。浅盘口，长颈，折肩，筒状腹，隐圈足，以足端刮釉垫烧为主，少量器底支钉支烧。

 套盒

 套盒:分为方形和圆形两型。方形套盒底径14.5厘米，高6厘米。数量较多，器身呈正方形，圆角，子母口，浅盘内斜，中部有一方形凹槽。直壁，中部微凹，上下分别有凸棱一周，接地面刮釉垫烧。圆形套盒底径12.5厘米，高4.4厘米，仅发现一件，子母口，浅盘内斜，中部有一圆形凹槽，直壁，上下分别有凸棱一周，接地面刮釉垫烧。

 以上器型均与清凉寺汝窑的同类产品高度吻合，尤其是椭圆形隐圈足洗更是这两处窑址的标志性特有器物，目前尚未在其他窑址有过发现。此外，二者在装烧工艺与窑具使用上亦存在诸多共性：例如均采用支钉支烧技法，且都使用插片式火照等较为特殊的窑具。这些共性不仅表明两窑之间存在深度的技术交流与互动，更暗示其极有可能存在传承与接续关系，进而说明二者在窑场性质与生产年代上应颇为接近。

 （二）发现数件与《重修宣和博古图录》对应器物

 经观察比对，张公巷瓷窑址出土的青釉饕餮纹鼎式炉、青釉贴塑尊、方壶以及撇口束颈壶与《重修宣和博古图录》中的器物在器型和纹饰上均极为相似，很可能是以其为范本制作而成。

餮餮纹鼎式炉

饕餮纹鼎式炉：口径11.2厘米，高14.8厘米。唇口，圆角长方形耳微外撇，弧腹，圜底，腹壁装饰凸出，分上下两条纹饰带，有6组锯齿状飞棱，飞棱间模印饕餮纹，云雷纹作底纹。腹下呈三个柱形足，足上贴兽面纹。足端刮釉垫烧。此鼎式炉与《重修宣和博古图录》中的“周圜腹饕餮鼎”如出一辙。

贴塑瓷尊

    贴塑瓷尊口径6.8厘米，底径9.4厘米，高20.5厘米。直口微敞，长颈，垂腹，圈足微外撇，肩部有两个环状兽形耳。器身满布贴塑纹饰，颈部饰山形纹，腹部饰盘综交错的夔龙纹，圈足饰海水纹。足端刮釉垫烧。此尊与《重修宣和博古图录》中的“周高克尊”非常相似，吕大临编撰的《考古图》亦收录有此器（书中名为“中朝事后中尊”），并有“此尊环颈饰以山而腹文若龙蛇相蟠纠”的描述，图文皆与出土瓷尊对应。

方壶

 方壶口径8厘米，底径8.3厘米，高21厘米。方形口，窄折沿，直颈，丰肩，壶身呈方形，上腹部饰一对铺首衔环做系，系呈方形，下腹斜收，圈足外撇。此壶与《重修宣和博古图录》中的“汉兽耳方壶”相对应。

撇口束颈壶

 撇口束颈壶口径8厘米，底径7.4厘米，高15.8厘米。撇口，颈微束，腹部微鼓，圈足略撇，足端刮釉垫烧。经对比可发现其与《重修宣和博古图》中的“商立戈父辛觯”在器型上非常相似，区别仅为瓷壶器身素面无弦纹。

 综合上述对比可见，张公巷窑址的部分礼器产品与《重修宣和博古图录》之间确有“依样仿制” 的关联。尽管青瓷贴塑尊的原型亦见于吕大临《考古图》，但该书并未同时收录饕餮纹鼎式炉及其他同类礼器的相似形制；更重要的是，目前尚无文献记载表明《考古图》等民间著述曾被用作礼制规范的参考。因此，《考古图》等不应是张公巷窑址制作礼器时的参照依据。由此可推断，张公巷窑址的礼器当以《宣和博古图录》为范本制作，故其烧造时间自然应晚于该图录修成之后。进一步而言，此图录由宋徽宗亲自敕令编撰，以这类官方审定的图样为标准烧造器物的窑场，其性质显然非同寻常。这个可不是民间的，这是官方的，所以说它一定是官窑，贡窑或者说是御窑。

 （三）发现带有明显道教元素器物

 张公巷窑址出土器物整体以素面为主，装饰较少，但依然发现装饰有八卦和五行等明显道教元素的器物。可能大家不知道，宋徽宗赵佶这个人，他推崇道教，抑制佛教，所以从政和七年开始，也就是公元1117年宋徽宗大力开始推广道教，他把佛改名叫什么？叫大觉金仙。自己称自己叫“教主帝君皇帝”。所以在当时，他设立了26个道教的官阶和朝官同列，道士在当时也可以通过考试科举入仕，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此次张公巷窑，道教青瓷的出现，就与这段历史不谋而合。这次张公巷窑出土的八卦鼎式炉，以及带有“金、木、水、火、土大篆”的镂空青瓷器盖，就能说明当时这些器物是按照礼器来制作的，并且它的审美中完全符合了宋徽宗个人喜好。

八卦纹鼎式炉

 八卦纹鼎式炉:口径14厘米，高15.4厘米。子母口，长方形耳，弧腹，圜底，外腹壁装饰凸起八卦图案，近底部纹饰不明，底面外沿接空心蹄形兽首足，内侧有一小孔，三爪外撇着地。足端刮釉垫烧。

镂空刻五行“金木水火土”大篆字体器盖

 五行器盖口径10.4~12.7厘米，高4.8~5.7厘米。圆形，双兽首形提梁，盖面微弧，镂空刻“金木水火土”大篆字体。有盖端刮釉一周垫烧和盖内支钉支烧两种装烧方式。

 这两件器物反映出，张公巷窑址的部分产品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而佛教等其他宗教元素在其产品中并无显著体现。结合前文关于该窑场可能具有供御性质的推论，这种宗教取向的差异，很可能是当朝宗教政策、时代背景或统治者个人偏好的直接反映，这一特征与北宋末年的社会语境更为契合，或可成为推断其年代的又一重要线索。

 （四）发现宋代徐兢出使高丽时的新窑器

 发现宋代徐兢出使高丽时的“新窑器”，汝州新窑器的定论。在北宋宣和六年皇帝赵佶派遣当时徐兢出任高丽大使，在成书于宣和六年（1124年）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描述高丽青瓷釉色时将其与越窑和汝州青瓷器对比，“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抵相类”。在汝州张公巷瓷窑址中出土一件饕餮纹鼎式炉，和日本大阪市东洋陶瓷美术馆藏高丽青瓷鼎形香炉极具相似，这件饕餮纹鼎式炉目前只有汝州张公巷瓷窑址出土，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还没有发现过。高丽青瓷中的鼎形香炉造型源自河南汝州张公巷瓷窑的可能性很大，这是一重大发现，如果成立的话，汝州张公巷瓷窑址有可能就是文献里记载的汝州新窑器窑址。

 汝瓷探源：

 老师耿宝昌先生，一直支持张公巷窑是北宋时期的窑厂，其实，张公巷官窑、民窑以及年代上的学术性探讨，早在20年前专家学者们，就给出过自己的见解。

 “2004年张公巷窑址专家研讨会”，当时的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秘书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莉英说：“与汝窑相类，和汝窑这类器物不是民间百姓用瓷，它应该是给皇室烧造的御用瓷器，我认为这张公巷遗址在北宋末期，很可能是官窑性质。”

 时任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汪庆正说：“从张公巷出土的这些器物来看，毫无疑问它是北宋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把它讲肯定，当然还要做大量工作，但是你不肯定，一切话都是空的，你想一想，这几个特点：这么好的釉？这么好的东西？，哪一个不是官窑？哪个地方可以来用？没有，历史上也不会有，它只有是一个官窑，那么这个官窑不是北宋官窑？难道说是金官窑或元官窑？不可能。”

  致敬这些陶瓷研究的先驱，致敬我的老师们！
  结语

 张公巷瓷窑址凭借其精美绝伦、品质上乘的产品，自发现以来便持续引发学界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精工细作的生产技艺，以及所产器物与清凉寺汝窑、南宋官窑等窑场器物的高度相似性，使其“官方窑场” 的属性得到确凿认定。然而，关于该窑址的年代问题，则仍讨论热烈。

 通过研讨，立足于张公巷瓷窑址灰坑出土的新器型，通过四个维度展开分析，旨在为张公巷窑址的年代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实证依据。其中，器物与文献记载的呼应发现尤为关键。基于二者的高度相似性，可推测张公巷窑址（更准确地说，是该窑址所产的这批仿青铜瓷礼器）与《宣和博古图》存在“依图样制” 的关联，即其生产时间应晚于《宣和博古图》修成之后。这一推断对于精确和细化该窑址的烧造年代具有重要意义，而张公巷窑址出土的与《宣和博古图》同型的仿青铜瓷器，更可作为千年前礼制复兴与复古之风盛行的实物见证。

 期望本次整理的新发现，能为张公巷窑址的年代考证与性质辨析提供更具启发性的实物资料。

 （图文源于网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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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惠州市惠阳区南宝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理事长：吴惠娇

编辑：惠州市惠阳区南宝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馆长：张旋

    2026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