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力浠朱生灿编著《惠州史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部分”引述1934年11月出版《新广东》其中“东江各地商业衰落状况”道：“东江惠州各属，地居本省东北，南临大海，北负赣南，地方出产向以竹、木、纸、茶、冬菇、盐、海味等为最大宗，在昔每年出产数达千万，各县人民生活均赖此得以维持。自经济崩溃，农村破产后，商业更为一落千丈，以最繁荣的老隆、惠州两地，向为东江商务之枢纽，而今日竟变为一萧条冷落之场所，各县城市更出现一种不景气象……东江各地因此致亏折倒闭者，不下五、六百家。商业交易，欲得数百元现金周转，亦极困难，如继续下去，不但商务从此告绝，而且人民计亦不知惨至如何田地云。”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暂时缓解了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矛盾。1936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创历史最高记录。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发售“国防公债”、“救国公债”，并喊出“军人以铁血抗日，民众以捐钱抗战”的口号。 

         1937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将平时经济体制向战时经济体制转轨，对金融、贸易、物价、物资、工业等实行全面经济统制。通过颁布《非常时期安全金融办法》，设立中、工、交、农四行办事总处（简称“四联总处”）；成立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贸易调整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实行民制、官收、官运、官方专卖政策与统购统销政策；集中全国财力保障抗战需要，形成中央税权高度集中的战时财税体系。

    1938年3月12日，民国政府公布《购买外汇请核办法》，规定自14日起，停止无限制供给外汇，外汇出售只有中央银行及香港通讯处方可办理，使外汇流通进一步收紧。而外贸生意需要大量外汇，导至洋货更为紧俏。自1857年港英政府宣布东藩汇理银行发行钞票以来，港币的币值在日军大亚湾登陆后达到又一个高峰。这与三年后日军攻占香港的港币“湿柴”贬值，形成鲜明对比。日军侵占香港前夕，银行总数已达40多家，外汇、保险等金融业一片繁荣。

1942年3月，《国家总动员法》颁布实施。其中规定：“政府于必要时对国家总动员物资及民生日用品之交易价格、数量加以管制。”民国政府除对茶叶、桐油、猪鬃、生丝等重要物资管制外，还对盐、糖、火柴和烟类四项日用必需品实行专卖。

据廖伯腾、张焕棠著《惠州工商史话》之“老惠州的私营进出口业”所称：“惠州较早较大宗的经营进口洋货的商品是平码行，主要经销电油、煤油（火水）、洋腊、沥青、面粉、洋纱（棉纱）、肥田粉以及汽车内外胎等……经营的主要商品也都是进口商品，那时市民惯称呼百货店为洋货店。”

    由于经济类型的属性所决定，抗战以来的淡水及惠州，始终处于民国政府战时经济统制和管制的前沿地区。东江人民在艰苦而又艰难的抗战年代，顶着失去家园的痛楚和“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这类“亡国论”的压力，甘冒危险、坚持斗争，依然满怀信念，为抗战前线输送必要物资。

   《香港简史（1840—1997）》“第五章日本占领前后”之“第一节战前社会概括”之“二、战火中的‘世外桃源’”谓：“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和香港邻近的地区。这时，港英政府通过《紧急条例》，宣布对中日战争保持中立；而侵华日军亦电告港英政府和驻港英军司令，说明日军的推进是‘有限度的’，表示不会进攻香港。当战火燃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以及南海之滨的时候，香港成了一个‘世外桃源’。”“上海、广州等地的大批企业家将资金、设备迁到香港，为当地工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据统计资料显示，这使香港工厂数目增加了一倍多。虽然战争损害了香港对外贸易和航运业，但工业却得发展，加上大批难民拥入，商业也随之兴旺，市面更加繁荣。”

   《近代粤商与社会经济》一书“对香港的展拓”论及：“抗战前期，由于香港置身于战争之外，地位‘稳固而保险’，遂成为内地资本大迁徙的重要目的地之一。1938年10月，广州等地沦陷，粤商大批逃港，其规模宏大，涉及面宽广，包括机械、织造、小五金、制药、火柴、抽纱、制漆、电筒、电池、食品、金融、餐旅、炮竹、草席、印刷等诸多方面。这种情况，促使香港华资经济‘大见蓬勃’，各业经营‘异常发达’。”

   《广东省志·对外经贸志》“第一章建国前广东对外经济贸易”之“第六节民国时期的对外经济贸易”中提道：“英国在抗战前一直是广东外贸的第二贸易伙伴。”“香港，鸦片战争后为英国占据，并辟为自由港，成为东南亚、东北亚贸易的重要转口口岸，由于当时黄埔港尚未建成，广东进出口商品绝大部分经香港出售或购进，或由其转口输出或输入，广东对香港输出入总量和总值几乎占全省一半左右。1936年出口值4046万元，占全省出口总值47.86%。实际上，广东对香港的贸易，如同埠际贸易。因此，香港市场的波动，直接影响广东进出口货物的价格。”

“免税商港”与“埠际贸易”的利好，让淡水像华南地区为数不多的经济“孤岛”那样，依然“享受”着战前片刻的宁静与繁荣。

日军大亚湾登陆前夕，由于广东大批工业厂家迁往香港，致使香港成为华南地区工商制造业中心。而五口通商的口岸广州、上海等地陆续沦陷，香港成为商品货物进出口的主要港口，接近香港这一即是制造中心，又是主要港口最为便利的惠州，在日军登陆大亚湾前后，也就成了东南沿海进口商品的主要通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若此时约场窑瓷器依旧出口香港，它也象征性地成为了中国唯一出口陶瓷商品的窑口。抗战期间约场窑瓷器销路阻塞，货币贬值、瓷价低贱，窑户大多惨淡经营或停产转产，另谋生路。

       抗战时期，日本封锁中国沿海，澳头、淡水、惠阳、老隆成为华南沿海唯一国际通道。

一九三八年春，作家杨朔为广州《救亡日报》写了篇《木棉花》的稿件，其中叙述有广九路旅客的对白：“现在说起来，粤汉铁路的国防性简直太大了！”“它可以比做一个人的喉管，有了它，这个人才能呼吸，四肢才能活泼有力，才能还击敌人的打击！不过粤汉路并不是一条健全通暢的呼吸管，反而是在可怕的腐烂着”。“粤汉路于今正忙着军运，商家的货品堆积得象山，很不容易弄到车皮装运。其实车皮不是没有，只是少罢了。于是商家为了抢先装运自己的货物便不惜对车站负责人行使贿赂。”

1938年至1945年，广九铁路中断运营。1945年8月15日，广九铁路重新运营。当广九铁路这条大动脉被日军切断后，淡澳惠势必将承担广九铁路可分解的部分输送功能。

《湃亚士湾概况》（即今大亚湾）其中“湃亚士湾形势与交通”曰：“若言沿海之交通，假以澳头为中心，则由澳头至淡水，公路二十五里。一由淡水至惠州，公路八十里……而海道交通：由澳头至大鹏港十八海里，至香港五十海里……其商贾之往来，均以帆船运输，前时曾有一小轮行走澳头、香港，及公路开辟，乘车便利，此小轮已淘汰矣。近日有一汽船，往来澳头、大鹏港、平海港口各处，则比较帆船快捷，交通较为便利也。澳头有无线电台、港口有天线电站，可通广州、香港，此属军用。而电话交通，则由澳头至淡水、惠州及霞涌、大鹏、稔山、平海、港口各处，均已设有专线矣。”“六、湃亚士湾设备与将来”部分提及：“夫澳头港、居港之中，亦为湾之内港，有虎头山作门户，三面环山，紧接淡水，实为东江之咽喉。”“七、赘言”曰：“盖沿湾形势，前临大航线，后接通东江各属，又与香港毗连，其商务之关系，海防之重要，皆与国际连带，外人久已垂涎。”

末完待续！

     编辑：惠阳区南宝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张旋

  2022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