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惠州城址变迁》“淡水古城”部分介绍:“清末的淡水镇具备行政、贸易、防御及教育等功能,城镇整体格局和风貌形成并延续至今。”也不尽然,仅二十世纪上半五十年内,淡水城便屡遭战争破坏和摧残。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日寇三次入侵淡水期间,前后多次轰炸、纵火,造成店铺民宅大面积烧毁,整座城池已成焦土。使惠州这座最具近代化特色的商贸之城,面目全非,城街格局大为缩减。
但历经十九世纪五十年的宕荡起伏中,时间停留在二十世纪的门坎上。我们看到的淡水,已由鱼盐为主的墟市,座实归善县“头平、二淡、三多祝”中第二把交椅的位置,成为拉动惠州近代商贸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
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强,外来迁入人口的增加,淡水镇各方面的功能且待完善,尤其是本地教育办学问题显得更为紧迫。建庙宇是人员聚集的标志,建祠堂是宗族开基的标志,建学堂是经济崛起的标志。学堂建设不单是筹资事宜,在淡水这座具有典型乡绅传统之地,提到办学,非有影响力的乡绅名士不能为。
清季以来,淡水的办学轨迹为:康熙六十一年(1722),淡水曾添设义学,给私塾奖励纸笔。道光二十九年(1849),淡水秋长籍马来西亚华侨捐银千两,重扩建挺秀书院。直至淡水邓氏家族中出现了被誉为“铁笔御吏”的晚清名儒宿学,倡教兴学振铎乡邦的邓承修,淡水教育从此出现根本转机。
据1933年版《重修淡水邓氏族谱后跋》介绍:“吾族聚居淡水数百年于兹矣。族谱所载利生公于前清初叶,由惠州至大鹏城营盐业,旋迁至淡水,因落居焉。”道光二十一年(1841),邓承修出生,其家族已成淡水数一数二的大族巨室。邓承修受朝廷委派与法国使者力争,完成中越边境勘界重任。卸任朝官回乡后,先是主讲惠州丰湖书院,后又将毕生俸禄捐献筹办崇雅学堂,将生命最后三年时光留予故乡,回报乡梓。据《清史稿·邓承修传》载:“十四年,谢病归。主讲丰湖书院。读书养母。十七年。卒于惠州。”
《惠阳县志·大事记》之“清”有云:“光绪十五年(1889)四月,邓承修在淡水圩北帝庙侧创办崇雅书院。”当年五月,邓承修亲任崇雅书院山长,以“端学术。正人心”为要旨教人育才。辛亥革命及中国近代史中众多杰出人物,如郑士良、邓仲元、邓演达、叶挺等仁人志士,皆曾受教于此。为了办学,光绪十五年(1889),邓承修将始建于道光十六年(1836)的淡水文昌庙,即祭祀文武财神之地,改为崇雅书院。又据《惠阳淡水邓氏族谱》论述,邓氏一族从第四代开始,共出过11位县长,足见邓家对教育之重视。客观说来,崇雅中学因地利之便在培养优秀革命者的同时,便多地培养了本地的商业精英。教育为先、培育人才,令淡水商务变得推进速度持续不断。
据徐志达、吴定球、何志成著《惠州文化教育源流》中“清末归善县部分小学堂名录”介绍,1930年开办“淡水崇雅两等小学堂”,1908年又开办“淡水崇德初等小学堂”。其间淡水富家子弟远至省城广州、近往惠州、香港求学者不在少数。
崇雅教育也是佳话不绝。《惠州文化教育源流》“开启民智与教育救国”中,对邓演达父亲邓郁赞先生,这位“具有新思想的读书人”写道:“惠州淡水濒临南海毗邻港澳,是当时对外通商交往的口岸,欧风美雨纷纷由此登陆。邓镜人在淡水镇崇雅书院任职时,有机会接触到许多被翻译成中文的西方著作如亚当斯的《原富》(即《国富论》),达尔文的《物种由来》、《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卢梭的《民约论》(即《社会契约论》)以及孟德斯鸠的《法意》(即《法的精神》)等等。通过研读,他向往新学,信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此,他把大儿子昌明改名为演存,字竞生;第四子达明改名为演达,字择生。”
无论如何,此时的淡水已成近代惠州变革始发之地,而人才这一关键要素渐已具备,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已悄然地在这片土地上酝酿。
《中国商业史》“第十七节清季十年之对外贸易”:“兹将清季十年(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之海关贸易册:据上表,可知国外贸易,年盛一年,而输出土货之价值,绌于洋货八千数百万。输出品最重要者,为丝茶,丝之输出价值占总额百分之三十五分,茶则占百分之二十分。输入品以洋布鸦片为大宗,洋布占总额百分之三十七分,鸦片占十九分,即谓我国以丝易布,以茶易鸦片可也。以丝易布,是以生货易熟货,已不免相形见绌,以茶易鸦片,是以有益之名,易有害之品,其受祸更烈也。”
国无前途,民无生计,海外华人及租界华商圈,改良国体的呼声在世纪交替之季越发响亮。欧榘甲,归善县淡水人,康有为门生,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先后任《知识报》、《时务报》笔政,撰文宣扬变法。
黑暗看不到尽头,自有舍身取义的仁人志士挺身而出。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6月,惠州爆发三洲田起义,史称“庚子惠州之役”。此役首次打出青天白日旗,起义总指挥便是惠州淡水人郑士良。郑士良(1846—1901),淡水镇人,出生于二代从事盐务稽查的当地望族家庭,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爆发后,其家族与帮会多有来往的郑士良加入淡水三合会;光绪十四年(1888),由广州辍学返乡,在淡水开设药房,暗中联络会党,被推为淡水三合会首领;光绪二十年(1895)1月,与孙中山等人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光绪二十四年(1899),参与组织兴汉会。从辛亥先驱郑士良的基本履历来看,他长期以淡水家乡人脉为骨干,为起事成功做准备工作。
孙中山先生当时的看法是“广东惠、嘉、潮三府,”“其人民十居八九已入反清复明之会。”故将“引为知已”的郑土良,委以“郑士良为主将”的任命。可以说,三洲田起义内地筹划等前期工作,是郑士良在淡水圩开展的。又因清军对淡水派兵驻扎严防把守,起义队伍未能攻击淡水。
1901年春,孙中山在接受美国《展望》杂志采访时谈到“惠州庚子之役”时,震聋发馈地说道:“对于斗争的结局,我们毫不气馁,事实上恰好相反。因为起义表明,我们的人一旦获得适当的武装,并且作好大举的准备,就能轻易地打败清军。”黄兴事后云:“堂堂正正可称为革命者,首推庚子惠州之役。”孙先生又在《建国方略》中对“庚子惠州起义”对当时民众的影响评价道:“前后相较,差若天渊。”
清庭“尊王攘夷”不成,“洋务运动”失效。自甲午失败,庚子再败于洋人之后。垂老的帝国开始以“修宪”之名,派员出洋考察。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3)载振著《英轺日记》卷二“三月十八日(4月25日)”有录:“考香港华商之业。以南北行为大宗。承运南北货物。握往来之枢。近年设此栈者多至三百余家。非巨资不能立。或独资或合股。上者一二百万。中下亦八十万以上……谭乾初云。比年西人考察全球商务之盛。英之利华埠为第一。而香港次之。前数年之香港瞠乎居后。今则驾纽约金山而上之。英人保护开通二法。循环为用。历数年后。或并胜于利华埠未可知也。”
庚子之后,清廷背负了巨额赔款,导致预算有限,财政吃紧。光绪二十九年(1903)9月7日,清政府实施“新政”并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并颁布《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新政最大的成就是增加了经济自由。而新政的推行又导致税收的提高,使民众不堪重负。正因为新政的推行加深了百姓的苦难,各地掀起的暴动一浪高过一浪。
《惠州市志》“第二十三编对外经济贸易”之“第一节行政机构”论述:“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广东省外贸机构设粤海关监督署。下辖7个总囗,其中陆丰县乌坎总囗由惠州府负责。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全省设14个商埠,在粤东设惠州、汕头两个商埠。民国年间,惠州为粤东主要通商口岸。”据《惠州市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二》“第九章其他古建筑”中,“妈湾关厂”介绍云:“该厂建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是清朝政府九龙海关设立的三门关厂。此建筑为沱泞关场所建,作为当时海关的办公场所。”当时海关的主要职能,仅限于查验货物。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东全年进出口货值为三千万海关两,到九十年代,增加到约八千万海关两左右,清末更是接近二亿海关两。
20世纪初叶,香港航运输出输入货物骤增,贸易迅速发展。1901年,港英政府年报开始刋登输入货物估计数字,输出货物因是转口,所以不登入年报。而国内因民族资本渐次兴起,催生即做本埠专营业务,兼做外埠代理业务,让一来一往的生意获利更为丰厚。
清末民初惠州囗岸澳头,已有“小香港”之称。作为惠州府乃至东江全流域进出口货物最大的口岸,成为连接香港、澳头、淡水、惠州海运陆路的首站。当时,它已成为革命党潜入东江内地,策动反清势力活动的重要通道。
据林典煌著《革命党人在惠州》“四、陈、严运械失事及审讯情形”云:“严于抵港后,接洽已妥,由姚君雨平派罗炽扬携带款项,会同陈甫仁及柳、严等,运械至惠州之澳头。抵境后,各用新闻纸将枪械包裹,陈、严两人先行登岸。防军以其剪发洋服,循例向之搜检,不意全属军器,一声喊起,即将两人扣留。”张友仁著《辛亥革命在东江》曰:“1911年3月中旬,严德明由香港运械至淡水澳头起岸,不料械船到达时,为清防军查获扣押,后来虽然逃脱,但清提督秦炳直把其弟严确廷拘捕,解省系狱。严德明不能再回惠州,其原来负责的东江革命工作,便交由陈炯明接替。陈当时在海丰师范学堂组织革命机关与香港同盟会有联系。”
1911年4月27日,同盟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史称“三·二九”或黄花岗起义。该起义是孙中山先生亲自策划,由黄兴统一指挥,同盟会长期准备的一次重要起义。黄兴在对革命党骨干进行四路同时发起进攻的分工后,明确陈炯明担任第四路指挥。任务是“陈炯明、胡毅生率民军及东江同志百余人,防截旗满界及占领归德、还北两城楼。”起事前,陈炯明和邓铿在香港,召集各地同盟会骨干成员部署起义事宜,陈被推举为总司令,邓被推举为参谋长。
邓铿(1886—1922),字仲元,粤东梅县人,幼年随经商父亲居住在淡水。1905年加入黄埔陆军小学学长,之后参加广东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淡水起义时邓铿是陈炯明的得力助手。苗致信著《惠州光复见闻》云:“辛亥武昌起义以后,广东革命党人继起响应。陈炯明、邓铿等十余人,于9月初陆续到惠州筹备进行武装起义。首先由邓铿(惠州淡水人)等在淡水发动当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百余人,围攻淡水警署,缴枪三十余支,子弹千余发。以后,参加起义的愈来愈众,两日间便成为一个大队,共五百余人。”随后队伍更加壮在,达三千人,革命军以此组成七个大队。
1911年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并取得成功,建立了湖北军政府。起义的火焰迅速向全国扩展。11月1日,陈炯明与邓铿等自香港潜入淡水,秘密联络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攻占淡水警署,随后队伍迅速扩充,成为广东起义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
当年农历9月9日,这支队伍从淡水白坭塘出发,直至光复惠州,进驻省垣。
末完待续!
编辑:惠阳区南宝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张旋
2022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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