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磊

         明代：龙泉釉瓷与白马窑

      一

明代惠州瓷器生产盛于元代，它最突显的特点是龙泉釉瓷与青花釉瓷双釉呈祥，前后登场。

清郝玉璘修《广东通志》卷五十二有云：“陶器出阳春、新兴。皆闽人效龙泉为之。然不能精也。”该文在“陶器”产地的列名中，似乎有所遗漏而并不全面。明嘉靖《惠州府志》“器有之品”则云：“青碗。出龙川、归善。”

李公明著《广东美术史》中，“广东明瓷概观”提到：“大规模烧制的仿龙泉青瓷。属于此种类型的窑址在全省分布最广，有大埔、兴宁、五华、龙川、河源、澄海、惠来、平远、陆丰、惠州、惠阳、惠东、博罗、中山、番禺、化州、高州遂溪等县市，约50多处窑址，其中以惠阳白马山和惠东新庵窑为代表。”这里需要更正的是，新庵窑和白马山窑均位于今天的惠东县白盆珠镇。

白马窑与新庵三官坑窑如同相隔于“盆地”东西两端，直线距离约为三公里，其中明显的差别在于前者比后者的地势要高出很多。故三官坑窑与相邻的白马窑从工艺技术角度而言，并未有根本的区别，大约可推断为“前后期”的关系。导致其迁徒的原因或许不是改朝换代，更有可能因洪涝等灾害造成不可逆损失所致。

白马窑的谜团不少，故事即便多。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广东考古界首次发现的古窑址之一。《惠州文物志》对“明白马窑址”的描述为：“在蜿蜒7公里的狭长山谷地带中，处处可见表征具体的废窑址。”据推测至今仍有数以吨计的“窑渣”堆积于茂密的植被之下，可见其规模之大，在粤东青瓷产量应居前列。据此推论，白马窑具有向外输出烧瓷技术的能力。事实也说明，在白马窑周边近百平方公里范围内，沿西枝江及东江流域的惠州府城、归善、永安、海丰、陆丰等县，均有青瓷窑口分布。黄观礼主编《博罗县文物志》载，博罗县龙华镇潭村窑址道：“这座窑址与惠阳新庵馒头窑相似，应属明代瓦窑。”

近十年来，白马窑又以“惠东窑”之名，被列入《故宫藏中国古代窑址标本全集》。其说明为：“窑址在广东惠东，明代烧造青釉碗、小杯、高足杯、缸、盘等器物。盘、碗外刻划莲瓣纹、花瓣内饰直线纹，碗内有印‘福’字者，‘福’字有印反的。此外，还有‘正’‘寿’‘清’等样的。从窑址采集的标本来看，该窑受到浙江龙泉窑的影响。

                  二

《浮梁县志·陶政》云：“白器如于坯上画料罩釉。即为青花。”其实并非这么简单。不同瓷窑烧制不同的瓷器，其工艺技术差别甚大，一座窑口，便是一种釉瓷工艺技术体系满负荷运作的结果。

《中国陶瓷史》中“景德镇以外生产青花瓷器的窑场”部分，介绍了博罗窑址内容：“博罗、揭阳和澄迈窑：广东地区明代烧造青花的窑口应该是较多的，特别在明代后期，大量青花瓷器的出口贸易，必然促进了制瓷业的发展。外销瓷中的‘汕头器’主要指广东生产的青花瓷器。但习惯称为潮州青花的，目前还没有弄清它的产地。已发现的广东地区明代青花瓷窑，除了东兴外，材料已发表的有博罗、揭阳和澄迈窑。”“博罗、揭阳窑出产的青花器，比景德镇的胎和釉都粗，有的是青白釉下绘青花，效果就更差一些。器物有碗、碟、杯、瓶、壶等。青花图案主要是花草……博罗角洞山窑址出土的一个残碟，还有“雨香斋”的堂款。这些特征，都说明博罗、揭阳地区的青花瓷窑应属明代后期。”

冯先铭先生为《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所作《代前言》中指出：“博罗与揭阳烧瓷时间比饶平晚，造型、纹饰、钴料均具广东地区特色。而饶平窑与博罗、揭阳不同，器物造型、纹饰、钴料以及款识与景德镇毫无二致。因此两窑关系比较密切，饶平绘瓷工匠来自景德镇的可能性比较大。”

申家仁著《岭南陶瓷史》中，关于“青花瓷器”的论述云：“据考古调查和发掘所知，岭南明代烧制青花的窑址分布很广，粤东的饶平、惠来、揭西、大埔、海丰、五华、丰顺、平远、兴宁；粤中的博罗、惠东、新丰；粤西的廉江、罗定、高州；粤北的始兴和海南的澄迈等地都有烧制青花的窑场。其中以饶平九村窑、大埔窑、揭西窑和博罗窑为代表。”“博罗青花瓷窑分布在角洞水库和角洞山一带，属明代中晚期窑址。这处瓷窑的青花产品也主要是碗、碟、杯、瓶等。有些碟内还有‘雨香斋’名号，底部圈足内有两排坚写的‘大明成化年制’款。”

若以“成化年制”款为上限，即1465年至1487年间共为成化二十三年为始延伸至今推定，惠州烧制青花瓷约历经550年。根据这一史实为依据，惠州烧制青花瓷器的“时间表”，大约应在明中期而非明晚期。

惠州青花纪元由此拉开序幕。发色清悦，成品率高的青花瓷成为惠州瓷业生产横跨四个朝代，历经500年风霜传奇般的存在。

这座被《中国陶瓷史》称为“博罗窑”的明代古窑址，在曾广亿先生所著《广东博罗、揭阳、澄迈古瓷窑调查》一文中，被称作“博罗角洞山窑址，位于博罗县城之西北约25公里。”可惜今已不存，但它却是惠州烧制青花瓷工艺技术最具代表性的窑口，手作之器无愧于惠州民窑上乘之品。已具虽无“锦地花纹并带云霞之色”的绚烂，却有“泥形土质皆有金石之声”的幽韵。

“陶成雅器”的惠州青花瓷，还不仅限于这一座经典窑口。

惠州市惠城区收藏家协会林选志友人，曾送我一件略有变形，看似普通的青花瓷碗。而它不普通之处，是我惊喜地发现碗壁书写着许多草体字，再仔细一瞧，原来竟是王羲之草书法帖。据称这件“宝贝”是选志与友人一次偶然闲游惠东东部山区散心时，在路边拾来的。可惜的是我拿到此碗已是几年之后，在我再三追问下，他依然记不起那个地方的名称和位置了。

一座明代古窑，能烧制出在巴掌大胎壁上书写书圣草书青花碗，自然应属碗中“上品”，何况它又出自惠州。这件不普通的碗至今留下一串谜团：该窑的画匠手艺有如此高吗？是外地文人历尽辛苦入窑书写的吗？是谁“定”制了这种样式的青花碗？若是工匠率性之作，也应是位落难高人吧。

所谓微小的差异中，或许蕴藏着一个令人惊叹的秘密。

明代后期，民间受道教影响较深，青花瓷器中书写吉语文字并不稀罕，但民间窑口出现书写名人法帖，这般高规格的情况，以我有限的认知这是唯一例子。要知道现在书家上手书写王羲之草帖的，也没有几位能及碗上的草字。客观地评价这位“工匠”的笔墨修养，在今天也能称得上书法家了。而且这种上乘之作的“草书碗”，其生产数量似乎并不算少。以明代岭南儒风之盛书院广布，士子如云用度倍增而论，瓷中风雅之魁首，当属吾惠青花了。

诗一般的惊叹与谜一样的存在，让这座事实中如“世外桃源”的窑口，从此令人心生向往。

青花瓷手工制作技术向南扩张，是经济发达的表象之一。

清《景德镇陶录》曰：“镇瓷在唐宋不闻有彩瓷。元明以来多青花。”惠州与景德镇的情境略同。但令人费解的是，在明代惠州青瓷的崩塌与青花瓷的崛起，是因何原故造成的？两者之间的迅速转变，没有外力因素的干预是难以想象的。

龙泉青瓷与青花瓷在装饰风格上有本质的改变。龙泉青瓷多以印模将花卉、虫鸟、文字等图案戳印于碗碟中心或内外两壁；青花瓷即用笔绘方式，将花卉、鱼虫纹样图案，绘制于瓷器之上。相较于龙泉青瓷的浑厚凝重，从视觉感观而言，青花的装饰效果更加清晰明朗。加之民窑匠法挥洒自如的简笔粗线，让灵动简洁的青花图案越然胎上，彰显出柔和悦目、轻盈雅致的韵味。

青花瓷以钴料入釉，绘制发色图案，以素雅幽蓝见称。明代景德镇青花发色特征被分为四个时期：永乐宣德的浓艳凝重，成化弘治晕淡清秀，嘉靖隆庆的蓝中泛紫，天启崇祯的浓烈清纯。而民间窑口所产青花瓷，除胎质疏松外，还因所用釉料为国产钴料，烧出的青花瓷花色多青中带灰，不可与官窑相提并论。

                  三

据1984年12月刋用的曾广亿先生所著《广东出土古陶瓷及有关问题研究》文章介绍：“明代广东瓷业又有了空前的发展，瓷窑分布在潮州、澄海、揭西、饶平、平远、梅州、梅县、大埔、龙川、河源、惠东、惠州、惠阳、博罗、佛山、中山、深圳、遂溪、廉江、海康、始兴等二十多个县市。当时采用龙窑和馒头窑烧窑。”                                                             

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本《惠州府志》之《归善县境之图》，在横瑶村位置，已标注“碗窑”地名。其后的清康熙及乾隆《归善县志》所载《归善县境之图》和《疆域图》，均标注了“碗窑”，但与《惠州府志》所注位置略有改变。

古人为简化称谓，通常将烧瓷场所称为“碗窑”。在白盆珠水库周边，明清时期属新庵地区，其间散布有横窑、横坑窑、横江窑、碗窑等众多窑口。

据《广东省惠阳地区地名录》“横窑”载：“在惠东县平山镇东北54公里处……清代龚氏自县大岭镇排岭迁此。以筑窑烧碗为业，地处大坑口，素称横坑窑。1951年后，简称横窑。”

横窑曾有青釉、青花釉瓷碗、碟标本多款，另有火照、匣钵等窑具出土。该村周边山岗密林竹丛中，多处显露窑床残壁及窑渣堆积。其中一件青花敝口碗残件，釉色莹润、制作精巧，是民窑中难得一见的佳品。

由此推断，横窑早于明代晚期，便已开窑烧制青花瓷器。

爱好陶瓷收藏者都知道“克拉克瓷”。它是明代晚期在江西、福建等窑口，专为出口欧洲市场而烧制的青花瓷器。其实除“克拉克”瓷外，还有一种在粤东沿海诸窑口生产的瓷器，当年也是菲声海外。它就是法国人莫尼克·科里克在《界定汕头器的年代》一书作中，首先提出的“汕头器”。《中国陶瓷史》讲道：“外销瓷中的‘汕头器’主要指广东生产的青花瓷器。”冯先铭先生著《中国陶瓷》“明代景德镇瓷器生产概说”介绍道：“当时，值得一提的有福建德化有白瓷、宜兴的紫砂、山西的琉璃和法华器，以及广东潮安、惠阳的所谓汕头器，福建泉州一带的外销陶瓷器等。”

汕头器的概念是：在江西、福建，粤东等地生产。明中末到清初期。通过汕头沿海港口出口或转口，底足沾沙的陶瓷制品，俗称‘汕头器’。凑巧的是，在横窑遗址地表拾到的标本中，就有底足沾沙的碗、碟。在当地老人的述说中我们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前，来该窑烧瓷的大师傅都是潮州人。

    横窑标本，为惠州青花瓷与“汕头器”的联系，提供了可信的佐证。

                        四

在青花瓷外销方面，横窑及临近窑口生产的“汕头器”，属于惠州府瓷器转口外销的大宗货物。

明李焘著《重建惠州泗洲塔记》谓：“天运地灵。于斯征应。庶几东南一都会乎。”作为惠州府经济的底色和富裕的象征，期间盐业和航运业发达，并左右着“岭南名郡”的经济脉搏。同时，陶瓷做为惠州手工业其中一环，也显露出它无可替代的份量和价值。

无论从产业规模和品质效益来看，在明代广东，惠州府仍然是瓷业产值较大的州府。而归善县（今惠东县）即是惠州府制瓷窑坊较为集中区域，说是“百窑竞烧，窑火连营”，恐不为过。

无论青瓷或是青花瓷，这些品质高、数量大的“剩余产品”多用于外销。

《中国陶瓷史》载：“从明代后期起，欧洲已经开始暢销中国瓷器，到清初的17世纪晚期，达到高峰。”《明史·外国传》亦有载：“初用蕉叶为食器。后与华人市。渐用瓷器。”巩珍《西洋番国志》云占城国：“所喜者。中国青瓷盘碗等器。”马欢《瀛涯胜览》记爪哇国：“最喜中国青花瓷器。”

英国学者索姆·詹宁斯著《中国明代陶瓷》“第九章外销及民窑瓷器”中指出：“在16世纪初期，第一艘欧洲帆船抵达中国海岸之前，转口贸易都是通过印度商人和波斯湾及红海的阿拉伯商人进行的。正是他们装载着中国瓷器，驶往菲律宾群岛、印度半岛、马来群岛、锡兰和印度及波斯和埃及等地。”“青瓷在超过7个世纪之久的时间里，一直都是中国外销至南亚和西亚、东非和北非，甚至是西班牙和地中海地区的主要瓷器类型。事实上，这些国家大多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是阿拉伯商人进行贸易活动的地方。直到16世纪末期，青花瓷器受到青睐之后，青瓷的地位才逐渐被替代。”

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著《陶瓷之路》说道：“从东南亚各岛出土的中国瓷器，有相当一部分是专供外销的民窑产品。其中不乏闽广二省民窑所产。”“九至十世纪以后通过陆上交通路线把若干中国陶瓷运往西方，但把大量中国陶瓷普及到西方世界的主要还是依靠海上交通，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总之，这是连接中世纪东西两个世界的一条很宽阔的陶瓷纽带，同时又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我想还是把这条海上的通路姑且称作‘陶瓷之路’吧。”

明代自永乐至天顺朝都颁布了禁海令，并以立法形式，将禁海令列入《大明律》，实行海禁和市舶司管理并行制度。虽“禁民间海船”，但民间依扛不住利益的诱惑，至使走私频频发生。无奈朝廷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及隆庆年间，“时禁时开。以禁为主”。

海通以来，虽是货舶跨海，顺风相送；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其前题则是国内也由此形成诸多瓷器生产、交易集散中心。

                 五

地处归善、永安、海丰、陆丰县中心位置的归善平山圩碗巷，恰于此间成为粤东中部最大的瓷器交易集散中心。其周边白马窑、横坑窑、黄沙窑、桂山窑、鹿湖窑、老厝窑、庵山窑、陂沟窑等近十家“碗窑”，将所产瓷货汇集于碗巷，由此或转口由海路出港外销；或由水路经惠州转广州等商埠销售。

惠州民谣唱道：“人话惠州好水路，无使竹篱船自流。”平山圩地处粤闽官道水陆要冲之地，自宋代依始即辟为贯通惠潮二州的“下路”，本就是粤东水系纵横舟楫如栋，商贾云集货栈成市的码头之一。在利字当头的生意场上，不怕货比货，烧一窑瓷器，如同炼一锭元宝。瓷货贩卖的丰厚利润，使瓷货商家有实力选择最好的码头位置，最旺的街巷开铺设仓。作为瓷器集散“专业市场”的碗巷，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成为地名，为惠州陶瓷保留下“瓷码头”的传奇，“瓷街铺”的佳话。

据明代崇祯年间韩日缵纂《博罗县志》“年表”记录：“嘉靖四十三年。添设海防兵备。寻裁分巡道。总兵俞大猷……值倭警告急。都御史吴桂芳调兵六万。以大猷帅之。大猷以花腰蜂五百人从。大破倭贼。俘斩二千有奇。守备王诒诱花腰蜂。诣军门请赏。至平山。伏力士支解之。沿途以谢村落之被其害者。”“隆庆三年。倭犯平山。兵目周云翔叛。杀参将耿宗元。执通判潘槐。攻郡城不得入于倭。都御史熊桴。以赣兵败倭。俘云翔。”其中“至平山”与“倭犯平山”，已经说明了当时的平山，其地理位置与经济价值的重要性。

明陈一松著《玉简山堂集》中，“送梅墩林公总宪东广序”言：“隆庆戊辰冬十月也……粤越在岭外。去京师万里。其人士诵服先王礼教。约束唯谨。顾其地复岭重溟。多亡命干纪。顷岛彝内。阂宵人相煽为乱。是在潮惠之间。而流毒全省。”

窑工们日日祈祷百神呵护，也未能享受太平之福。

民国版《博罗县志》“卷三 经济”部分提及：“明嘉隆间，有八个月不雨，遂成灾区，四方蜂起，成为巨变，此亦往事可征者。”这场天灾与人祸是否就是造成青瓷停烧原因之一？要知道，动荡的局势对于产业的破坏是毁灭性的。

                 六

明嘉靖《广东通志》论“惠州”云：“郡人好儒。文物不下他州。”

在陶瓷生产方面，明代史藉也为我们留下了简要概述，如郡人杨起元作《归善县尊经阁记》谓：“乃命陶人厚埏其埴。乃命梓人伟选厥材。”张萱撰《重修乡贤祠主进记》云：“基址之略。厚薄之揣。一仍其旧。木必材。石必贞。窑埴瓴甋必良。”而明崇祯版，韩日缵纂《博罗县志》卷五杂纪，载有南京礼部尚书吴俨为博罗籍“尚书张津”所作墓志铭有云：“虽富贵。自奉如寒士。间留客饮。相对欢然。客亦不以为简。”其中“肴核亦不过数器”之句，道出这位先贤节俭用度的清节高风。

韩日缵，明博罗县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官至礼部尚书。韩日缵著《韩文恪公集》卷之十八，载《通议大夫户部左侍郎仰晋林公行状》，其中提及朝廷购买“回青”料曰：“乙未。擢工科都给中内承运库……承运库复言。回青缺乏。令所在采买六百斤。公执不可。曰：‘回青出古鲁番。叛服靡。常輦数万金。入豺狼之境。焉知不我梗也。’以公言罢遣。”《行状》中“回青缺乏”之述，无疑论及了一件明代陶瓷史的重要事件。

不囿于窑口众而优于瓷制精，不限于器皿雅而益于商贸通。明代惠州府制瓷产业，是惠州瓷业有史以来的又一次高潮，郡中州县几乎都设有窑场，甚至连设县不久的龙门县亦不例外。

清康熙六年（1667）版《龙门县志·山川》之《龙门山经》云：“县之东北十里有八字山。土细。陶可成器。”按此推论，明代龙门便已烧制瓷器。在《惠州市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中，龙门县三洞窑也被例为“首个明代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