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磊

中华是瓷的故乡，岭南是瓷的家园，惠州是瓷的乐土。

《宋史·地理志》载，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改祯州为惠州，治所在归善。

惠州千年瓷脉，从宋世开篇。它如一溪源头活水涓涓流淌，在时代的潮涌中，起伏激荡而又砥励前行。

 宋代：青白釉瓷与东平窑

               一

唐代以来，中国制瓷业已形成南方越窑和北方邢窑两大制瓷工艺，所谓“南青北白”是也。自宋肇始，以生产青白釉瓷为主的景德镇窑系迅速扩充，成为最为庞大，在南方影响最为突出的窑系。

盛世北宋，瓷业大兴。蒋祈《陶记》曰：“景德陶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有饶玉之称……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我们不妨理解“器尚青白”的双重含意。其一“江湖川广”各路喜用青白瓷；其二“江湖川广”各路生产青白瓷。

青白瓷无疑是宋代釉瓷最具标志性，且最庞大的“家族”。它完整的“谱系”，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的主题展示“晶莹如玉，引领天下——宋代：公元960—1279”中有详细介绍：“宋代，我国青白瓷生产发展迅猛，窑场星罗棋布。除景德镇以外，江西南丰、吉州、赣州、宁都、金溪和贵溪；福建德化、泉州、同安、永春、安溪、南安、莆田、福清、仙游、连江、蒲城、崇安、光泽和建宁；广东潮州、广州和惠州；广西藤县、容县、桂平及北流；湖北鄂城和武汉；湖南益阳和衡阳；浙江江山和泰顺；安徽繁昌；河南中牟等地，都烧制青白瓷。”此中所指“惠州”，笔者认为是“东平窑”。此外，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宋代陶瓷窑址分布”图中，标有“惠阳”地名的窑口，也应指“东平窑”。

叶喆民著《中国陶瓷史》“第八章宋代陶瓷的历史高峰”之“第六节景德镇窑及其类型”中载：“宋代生产影青瓷器的窑场在江西境内除景德镇外，还有乐平、临川、南丰、吉安以及福建的德化、泉州、南安、同安、闽侯、闽清、连江、政和、仙游、漳浦、建阳；浙江的江山、泰顺；安徽的繁昌；广东的广州、潮州、惠阳、中山、梅县；广西的藤县、桂平等不胜枚举。”其中“影青瓷器”为青白瓷的又一称谓。

东平窑虽已亮相《中国陶瓷史》，既以“哑剧”的角色出场。但它存在的依据有曾广亿先生著《广东惠州北宋窑址清理简报》，及《略谈惠州宋瓷制作技术与工艺水平》中，对于北宋惠州东平窑址情况的清晰论述。

              二

     单色釉、薄胎、敞口、浅底、高足、刻划纹，以及丰富多样的器型，是青白釉瓷的基本特征。

《惠州文物志》“第二节古代生产遗扯”，对“北宋东平窑”介绍道：“窑址于1976年9月底发现……从窑址中清理采集了瓷器、窑具等各种样式的标本650多件。瓷器有碗、碟、盏、杯、盅、罐、壶、瓶、炉、器盖、瓷枕、小狗、弹丸、吹雀、小葫芦等；窑具有匣杵、匣钵盖、渣饼、垫环、擂杆等。釉色有青白釉、酱黑釉、青釉、酱黄釉、酱褐釉、青褐釉、淡黄釉等七种……瓷器不仅种类多，纹饰有印花、刻花、雕塑、镂孔四种，主要纹饰有菊花、牡丹、蕉叶纹、卷草纹、莲瓣纹、蓖梳纹等。”“东平窑属长条斜坡阶级窑，估计原长32米左右，纠正了此前认为阶级窑是明代以后才出现的说法。此窑建在窑具碎瓷废品堆积层上，为国内有史以来极为罕见的窑灶建筑设计。省考古专家根据窑的规模估算，每窑一次可生产瓷器5万件，三条窑一次可生产15万件，如一年出10次窑，一年就可以生产150万件。当地不可能销完，大部分是外销。”

建在“窑渣”上的北宋窑床，是怎样迫切的需求，才有冒这般风险的必要？或是何等寸土如金的繁华世相，才会有如此的坚守？

李公明著《广东美术史》“第六章南汉、两宋美术”之“第三节宋瓷之花”写道：“广东宋窑分布很广，主要的窑址集中在潮州、佛山、南海、广州、惠州、韶关、南雄、仁化、遂溪、廉江、海康、封开、东莞、紫金、阳江、德庆、陵水等地，其中最有代表性、并已经科学发掘的是潮州笔架山窑、广州西村窑和惠州窑。”“以上三处重要窑址均属于北宋时代，且又都是以外销为主，显示出广东北宋瓷业的飞跃式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盛况。”

宋代初期潮州、惠州、广州三地率先开坊设窑，构成“三点一线”的产业格局，打下岭南瓷业兴旺的根基。在《中国陶瓷全集》一书中，冯先铭先生著《宋元青白瓷》载：“惠州瓷窑只发现两处，一处在惠州市东三公里窑头山，系宋代窑址，烧青瓷、青白瓷及黑瓷三大类。”“青白瓷有爪棱壶、刻划纹盘、葵口碟、浮雕莲瓣炉等，器物造型装饰与潮安笔架山颇多相似之处，反映了两窑之间的关系，以及广东地区宋代瓷器的共同风格。”

自今已知的惠州宋代古窑址，多分布于东江中下游沿岸。据吴定贤、邹永祥编著的《惠州文物志》，惠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编《惠州市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综合篇》等资料显示，它们分别是惠城东平窑、朱村窑；三栋瓦窑岭窑；博罗葫芦岭窑、显岗窑；潼湖永平窑、黄屋村窑。令人遗憾的是其中约半数古窑址，因开放初期文物保护力度不足，已遭毁弃。

古人称冶陶为“火中求宝”，其不易处往往为今人所忽视。

宋《韶州新置永通监记》道：“市材于山。市甓于陶。雇工于巧。凡手指之勤。筋力之用。率评价而与之金。”此番叙述，也适用于对东平窑的描绘吧。

惠州迈入制瓷之门伊始，即系出青白釉瓷这一“名门”，可谓根红苗正。不仅如此，在此之后它则位列广南东路制瓷产业的主流当中。 从北宋到南宋，江山半壁，国运渐衰。然而，海上陶瓷之路却空前繁荣。宋朝惠州因邻近“天子南库”广州府，便于经“通海夷道”放洋参与海上丝路贸易活动。东平窑工艺与技术含金量在当时已属位居前列，经济效益不容小觑，但它仍然引进素有北方“青瓷之冠”的耀州窑印花制作技术，并造就了大批能工巧匠而有所创新。使其瓷窑特色鲜明独树一帜，有别于同期同类窑口。

宋代交通便捷的惠州城，由于瓷器产销两旺，不仅带动了东江流域制瓷产业链的形成，也加速了区域人流物流的暢通，扩大了市场需求。使其从手工业薄弱的城市，一越成为手工业发达之城。

宋代惠州陶瓷文化遗存，不仅在东江流域的内陆水道屡见不鲜，在惠州沿海岛屿也有发现。在《文化惠州》总第四期中，张媛文《浅淡大亚湾纯洲岛与海上丝绸之路》一文，将纯洲岛发掘宋瓷情况作了简要介绍，成为宋代惠瓷走出国门的直接证据之一。

无论是当地消费需求或番夷贸易需要，瓷器都具有广泛的市场前景。在人类历史上，宋代首先迈入手工制造“全球化时代”，岭南惠州作为当时重要产瓷基地之一亦未缺席。以东平窑为代表的宋代惠州陶瓷文化，在岭南陶瓷文化中占有重要席位。而令惠州人倍感亲切自豪的，还因为它是载入《中国陶瓷史》中惠州的“第一窑口”。

东平窑无疑成为了惠州千年瓷脉的龙头。

             三

缀玉含珠、与月共色是世人对青白瓷的赞美。景德镇的青白瓷冰肌玉骨，因其地属饶州，故有“饶玉”、“南定”之称。

宋代餐饮业发达，瓷器等食用器具需求巨大。吴自牧《梦梁录·酒肆》道：“临安酒肆……兼卖诸般小酒。食次随意索唤。酒家亦自有食牌。从便点供。”自宋以来，因惠州开坊制瓷之故。惠州城及各州县均可享用质优价廉的食用陶瓷器皿，这也反映出当时惠州居民具有较高的生活品质。

在惠州人熟知的苏轼寓惠诗词中，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其诗词作品中，对陶瓷器皿的描述频率较大，这一特点，在苏轼以往的诗词创作中则并不明显。如《浣溪沙》：“锦袍不见谪仙人，携壶藉草亦天真。”《松风亭下》：“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樽。”《新酿桂酒》：“捣香筛辣入瓶盆，盎盎春溪带雨浑。”就连其子苏过诗作亦有相类，如《次韵大人五更山吐月》其二：“幽人酌桂醑，冰碗白玉藉。”又如《九日诗》：“勿惮往来频，杯中犹有物。”此外，随后寓惠的“小东坡”唐庚诗作中也屡见瓷具。如《杂诗》其五：“精力看书觉，情怀举盏知。”《杂诗》其十六：“笋蕨春生箸，鱼虾海入盘。”

在苏轼吟咏“罗浮山下四时春”之前，曾书写《寓居合江楼》诗，又有“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还与罗浮春。”因此，不由令人遐想。居士“不辞长做岭南人”的情怀，或许不仅因为荔枝，也有东平窑瓷器的一份功劳吧。

据清康熙朝《博罗县志·杂纪》载：“罗浮冲虚观。所传铜龙六。铜鱼一。苏轼云：‘近于朱真人朝斗坛获之山记。二物虽似铜铸。细玩则非金非石。非铜非铁……坚若窑瓷。轻若木叶。实神物也。’”

明代《广东通志》修纂黄佐，曾作《梅花村前遇畲人荐酒》诗：“落落梅花村，前有烧畲客。殷勤芳树下，酌以缥玉白。杯盘出古窑，鸡忝自山泽。陶然巾东去，和风荡长陌。”诗中“古窑”，极有可能所指罗浮山显岗窑。此外，他另一首《青霞谷赠甘泉》诗中，有“云边放鹤啄瑶草，雨后呼龙耕玉田”句子。也不禁令人想起显岗“龙窑”烧“白瓷”，可不就是“龙耕玉田”吗？

显岗窑址遗存非同寻常的精美瓷片标本，与景德镇青白瓷“佳者莹缜如玉”相类似，如此高端之瓷出自岭南名山脚下的古窑口，着实令人疑窦丛生。

在岭南陶瓷史上，惠州显岗窑可能是唯一具有短暂“官窑”性质的窑口。

纵观南宋末年这段特殊的血泪史，随着一个衰落王朝的迁徒，显岗窑未能逃脱国运不济。曾经举世瞩目，辉煌绚烂的大宋窑业，在广南东路罗浮山下的显岗窑气数将尽，最后一屡窑火，令人唏嘘地熄灭于此。

始于东平窑的完美，终于显岗窑的悲凉，宋代惠州瓷业的绝响，是王朝缩命般散落一地的“玉粹”。